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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地，说白就是以恢复生产为名，进行统计户口，清帐田地之实地工作，原由官僚与地方利益密切地胥吏，并不见得怎么可靠，再加上战争对基层的破坏，因此他大量借用了武学和官学里，对计量和地理有专长地学生，后来龙武军撤离河北的时候，作为利益交换，又给他留了相当部分天候组和军匠营的相关人员，他的中兴大计，才得以开展。

他这么做其实在挖那些传统士族门阀的根子，但事实上，从另一个角度说，也没有比眼下更好的机会了。

要是在太平年景，这几乎不可想象的事情，河北、河东所代表的中原之地历来是人口最密集，也是土地兼并最厉害的地区，所谓的山东七大氏族位代表的世族门阀，哪怕是皇权最强大的时期，也只能进行温水煮青蛙式分化削弱，而不是完全的取缔。要想通过官方的手段，知道他们到底荫蔽了多少土地，又隐匿了多少人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一个大家族，往往还攀附和牵连着众多的中小家族，那些中小家族又有自己的部曲佃客，又牵连着众多的小门小户生产单位，其中盘根错节的关系，不是仅仅靠强力手段可以消灭的。

从屯田法到占田法到均田制乃至本朝的班田制，到土断，检户令，历代以来的土地和户口政策，无不是作为政府与大地主豪族争夺土地人口资源的斗争，就好比资本主义社会中，拥有一个稳定比例的中产阶级。是衡量国家实力地重要指标；对农业根本的封建社会来说，拥有庞大比例的自耕农，才是集权国家良性运做的重要保证。

因为作为小家庭单位存在的自耕农，最有效率的方便国家调集资源和人力，而失去土地的农民，作为高度集中地大地主附属品，佃客部曲。因为切身的衣食生计相关，必须首先考虑地是主人家的利益。然后才是官府的需要，至于皇帝，那是很遥远的事情。是以本朝历代君王，也始终贯彻抑制土地兼并，对氏族门阀既要分化使用又要限制打击的国策。

可以说，大唐百年强盛的基业，可以说是建立在以这种班田为基础的府兵制度之上。

虽然恢复府兵牺牲了部分将来地赋税收入。却保证了整个河北的稳定。要知道大唐府兵最盛的时候，举国六百多府，每府最少一个八百人的营制，就是60万到80万的预备役。在历代对外战争中，总能源源不断提供合格的兵员，保持排山倒海式的压倒性投入。

如果不是三次讨南沼的天宝之战，将河北近二十万优良预备役兵员，损失绐尽。安禄山地野心和欲望，也不会那么容易得手。

现在河北战乱比其他地方更加惨烈，大量的土地荒芜，战火和屠杀，饥荒和瘟疫，无数大小门户的因此破灭。使得这些太平年景，很难彻底完成的工作，阻力一下小了许多，再加上西北系统的朔方军为后盾，使得这些非同一利益体系的，又经过严重削弱地旧日豪族，对主张昔日的权利，不再那么强有力。那些被遣散，却有被组织起来开荒的普通士兵，更不会反对对土地的期许。

历史似乎在这里遇到了一转机。战乱固然是国家的巨大损失。但同样也是李泌在奏折里所说的“革除旧弊，汰故焕新的前所未有之良机”。

因此对于龙武军早期。在关中进行有组织的圈地安民的类似小动作，南北两行朝都保持了一致相似的沉默，军队占用地土地，最终还是会过于国家。

而作为拉锯战和游击战最激烈地地方，关中的豪族大户，同样在战乱中损失惨重，成为官军和叛军争夺和消耗地资源，等到那些少数外逃的豪族后人，有命也有运气，重新回来申诉主张自己的权利，黄花菜都凉了。

有了关中小范围试点的良好开头，才有了河北的大刀阔斧，可以说李泌做到这一步，已经完全不在乎毁誉得失了，充分利用了手头所有的形势和资源，只在乎争分夺秒的抢时间。

因为这种事，也就这两三年的机会，一旦残存那些氏族豪门稍微恢复了元气，站稳了脚跟，培养出足够的政治代言人，就算皇帝完全的宠信，作为激进的改良主义的领头人，也很难逃过被作为平息舆论和愤怒的替罪羊。

既然那些在战后继续存留下来的氏族豪强武装，不会轻易将部曲和隐匿的佃户人出来，其中不免用到激烈和强硬的手段杀鸡警猴，所造成灭门族株的事件。

作为拨乱反正的主持者，他也从人们口中超然无物的李白衣李仙人，也开始和冷血、铁碗、酷吏之类的滋芽联系在一起，变成了好些人畏惧而痛恨的眼中钉，好几次在外巡视时，都被人刺杀未遂。这次显然既不会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朝廷中也屡屡有人以激化地方矛盾，民间动荡为理由，要求招回换人，或者放慢过程徐徐图之，但那位一向少与人争的李白衣，在这一点上却是相当的坚决和果断，因为同样机会和条件，随着战争结束，也不会持续的太久，他没有太多的时间。

因此他宁可牺牲自己的政治前程和名声，为这个国家的将来多做一些东西，这一点让我相当的佩服。

想到这里，我只是叹了口气，我和这位李宰相只有几面只缘，虽然立场稍微有所不同，但在见地上还是有不少相互推崇的东西。他在成都时也相当欣赏和理解我做的一些东西，只是碍于身为宰相结交禁军大将的忌讳，明面上没有太多地交集。

象我率领龙武军在河北的时候。因为剥皮、食人、灭人满门之类足够显赫的名声，就没少做过类似扮演威逼利诱的戏码中，唱黑脸的反面角色的事情。

按道理他并不是一个特别急进的人，但据我所知他地故事，也许再过一两年，就要按照历史上的人生轨迹，在成为宫廷斗争地牺牲品和别人眼中的绊脚石之前。功成身退后挂冠而去做隐士了，淡出人们的视野了。大概也就不在乎这些毁誉得失了。

不过，感叹归感叹，以他的智慧和手段，实在用不着我多余的担心。

事实上这位历史上历事肃宗、代宗、德宗、宪宗四朝宰相，几起几落堪比小强一般顽强的政治生命力，几度功成甚退归隐，又被几度请出山来力挽狂浪。在中唐的文臣中，是唯一可以与中兴第一功臣郭子仪地功绩相提并论，并且不用什么做只要呆在那里，都可以充当国家基石的角色。

既然那些人没能弄死他，倒霉的就会是自己，或许还会成为他下手整顿和肃清的一个契机。

另一方面。

自从史朝清称降，朝廷之中将河北三大军镇，招还的呼声。再次高涨，特别是出塞作战副都元帅李光弼的河东军，先抽走侧翼的仆固所部，又调回最擅长草原作战的回纥兵不算，那些指望马上刀枪入库，放马南山重归太平地大人们。已经提出要以减断供应，来限制和约束那些“劳师国外，巨费糜饷，民苦不堪其弊”的“骄兵捍将们”。

相比那些眼光有限，或者干脆就是政治立场需要，而故做不见的大人们。

好在那位坐镇中原的郭子仪郭老元帅，在战略和大局上是个明白人，一方面加紧布置，收缩集中防御要点，挤压调剂着手头的资源。给河东军。输送了一批新的兵员和马匹之类地补给。

一方面没有任何正面辩解，给那些清流多余生事的机会。却又暗使朝中的代言人，把当年史思明降而复叛的事情，重新捅出来当作话题。顿时给了这种汹汹然的尘嚣甚上的乐观言论，当头一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