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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去。”士传曰：“嘉平中，汲县民共入山中，见一人，所居悬岩百仞，丛林郁茂，而神明甚察。自云：“孙姓，登名，字公和。”康闻，乃从游三年，问其所图，终不答，然神谋所存良妙，康每薾然叹息。将别，谓曰：先生竟无言乎登乃曰：子识火乎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然在于用光；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果然在于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曜；用才在乎识物，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识寡，难乎免于今之世矣子无多求康不能用。及遭吕安事，在狱为诗自责云：昔惭下惠，今愧孙登”

这位神奇人物，啸功颇为不凡。太平御览卷五七九引晋纪：孙登字公和，不知何许人。散发宛地，行吟乐天。居白鹿、苏门二山，弹一弦琴，善啸，每感风雷。嵇康师事之，三年不言。

孙登之啸，名为“动地”，气势宏大，富有阳刚之美。啸旨动地章第十：动地者，出于孙公，其音师旷清徵也。其声广博宏壮，始末不屈。隐隐习习，震霆所不能加，郁结掩遏，若将大激大发；又以道法，先存以身，入于太上之下，鼓怒作气，呵叱而令山岳俱举。

这与上引晋纪“善啸，每感风雷”的记载是相吻合的。与“苏门真人”相比，他的啸功可以说毫不逊色。所以孙登之啸，也经常为后代诗人所歌咏。阮籍本来是深明“啸旨”的，他通过嵇康而结识孙登，并与他进行有关啸术的交流，自然也在意料之中。

大明孽子四十八章汉唐风骨

说起汉唐风骨，先要说汉刘邦得到天下，却奈何不得一个项羽的残兵败将季布，千金悬赏通缉，抵不过季布一诺，这样的彪悍民风，才使好汉子名扬天下，四海归心，刘邦也知道民心和民风的重要，所以改为笼络封赏，后来任命季布做河东太守，这也是刘邦大风歌中：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的真意。季布精神就是汉子的傲骨。

汉朝衰亡，不仅是因为朝政腐败，宦官专权，还因为民风从彪悍转为逸乐，面对几千西凉董卓铁骑，满朝文武都是噤若寒蝉，曹瞒袁绍几十万关东联军，在西凉铁骑前畏缩成一团，除刘关张悍勇，敢于挑战吕布，余皆作壁上观，于是内弱外强，天下遂四分五裂。

汉唐风骨其实最集中表现在魏晋，魏晋之时，狂士们的表演最为抢眼，击鼓骂曹，裸身醉酒，。

一部世说新语，给人印象最深的是魏晋名士们的“狂”，他们的特立独行、随心所欲仿佛要超脱当时之世，而那个年代是话不能乱说，事不能乱做的，动辄得咎，搞不好就要死于非命，但为什么他们还要那样做呢，难道那个时代的人生来就胆子特别大吗

谈到魏晋，就要说魏晋风骨，说到魏晋风骨就得提竹林七贤，七贤里的嵇康在行刑前还抚了一曲广陵散，然后从容赴死，他生前就“萧萧肃肃，爽朗清举”，被誉为天下第一美男，连死都死得这样潇洒，成了千古美谈，这恐怕是想让他闭嘴的司马昭所没有想到的。七贤里的另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是阮籍，他的邻家有美妇，是开酒肆的，他每次在那里喝完酒，都喜欢躺在那美妇的旁边睡觉，那时他已经是天下名士，官也做到了省部级，够自以为是吧，可能很多人都说他好色，他确是好色，他只是纯爱那女子的美，但其中并无欲。

还有后来的王徽之，大家都知道“雪夜访戴”的故事，但我觉得另一则更能说明他的随心所欲，也更能说明魏晋时人的“风神潇洒，不滞于物”。一次，王徽之行船在河边，尚未登岸，恰巧岸上是当世第一笛奏家桓伊的车队经过，这桓伊就是梅花三弄笛曲的创作者，但当时的身份已经被封为永修县侯，非常显赫，而王徽之不过是一个五品的黄门侍郎，他居然叫人传话过去，要求比他大那么多级且素未谋面的桓伊，吹一曲来听听。如果现在看来的话，那王徽之一定脑子有问题，遇到这么大的领导，自己不上前去请一下安，居然还叫人家吹一曲。但妙就妙在，那桓伊也是性情中人，既然你这么想听，我就吹给你听。青溪河边，一曲忧伤的梅花引悠悠响起，微风拂水，涟漪击舟，王徽之站在船头，沉醉在美妙的笛声里。一曲吹完，两人不见一面，不交一言，遂各奔东西。别说在等级制度森然的封建社会里，这是一件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即使是在今天，也是不可想象的。

凡真狂士，必有大学识，他们用自己的狂放言行来警告当权者，你没啥了不起，我只是不愿搭理你，对老百姓好一点，否则我们有不尿你的权力。

狂士死，天下分，因为什么因为风骨没有了，因为监督没有了，当天下以狂为常则天下大治，比如唐太宗李世民，虽然功高盖世，文武双全，但是也常被魏征在朝堂上教育得面红耳赤下不来台，但这样虽然皇帝在受刺激，但天下大治。又比如明朝有张居正时，皇帝虽然感觉很别扭，很郁闷，但是天下还是承平的，当皇帝被山呼万岁，捧得只会享乐骄奢，那天下百姓能不受苦吗

当天下百姓都视狂为悖逆，为不忠，；感觉应当听话，顺从，讨好当权者的时候，老百姓的苦日子就来了。

所以魏晋风骨的突出表现其实是多数人媚俗，多数人鄙陋，多数人市侩的反衬，所以汉唐风骨，我的理解，就是不媚俗，不鄙陋，不市侩；比如刘邦之岳父吕太公，一嫁女于刘邦，二嫁女于樊哙，一个流氓一个屠夫，不是狂生吗我认为吕太公比魏晋的任何一位名士都要超脱都要潇洒，避祸沛县而不自隐，于草莽之中识英雄结帝王你能否想象，一位隐士，他宴请的宾客是将来的皇帝将军，给他宴席记流水账的人是将来的丞相。不亦壮哉

作者又不由得联想起杨昌济老先生，又名怀中，字华生，早年就读城南、岳麓书院，究心宋明理学。戊戌变法时，参加南学会，并在湘报撰文宣传振兴农工之学。1903年春至1913年春，先后在日本弘文学院、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及英国爱伯汀大学留学，并赴德国考察。对西方教育、哲学和伦理学之历史与现状、理论与实践均有深入研究。归国后，相继任教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省立高等工业学校，讲授伦理学和教育学，并积极参加反袁斗争和新文化运动。曾在新青年、东方杂志发表论文，介绍西方哲学、伦理学、教育学思想，并联系国内实际，提倡民主与科学，宣传新道德。关心润之、蔡和森、萧子升、陈昌等一批进步青年，鼓励他们“欲栽大木拄长天”。支持成立新民学会，筹备创立湖南大学。

1918年秋就任北京大学哲学系伦理学教授，在京期间，力助新民学会成员赴法勤工俭学，并介绍润之去北大图书馆工作。五四运动期间，参与发起北大哲学研究会，著文号召青年敢说敢做。1920年初病逝于北京德国医院。归葬长沙县板仓。

杨昌济先生之狂在于其在湖南师范自书对联一副：强避桃园作太古，欲栽大木拄长天，其也是常衣衫不整，胡须不修，而其授课也常常“旁若无人，慷慨激昂”这种忘我不也是狂的表现吗其欲栽就栽成了，润之、蔡和森两棵擎天大木，其狂又有谁人可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