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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发展的阻力。

尤其中华帝国高度的民主制度，使得帝国国内的组党热潮风靡一时。据中华帝国在光华16年初的统计数字显示，1900年革命后到光华16年间，全国出现“党”、“会”之类的政治性团体多达920个。在帝国政党政治运作之中，最重要的几个政党分别是由王辰浩的北洋集团转变而来的民生党、民主党，由昔日保皇派康有为时代的维新派为主组成的民权党，由孙文同盟会转化而来的共和党，以及各省地方士绅为了维护地方利益，参加地方选举而组建的形形色色的党派。帝国之初各种政党的建立、消亡及分合离散十分频繁，几令人有应接不暇之感。在中华帝国建立时，由于民生党风头正劲，大有包揽政局之势，遂导致其他党团的联手对抗之局。

光华6年，共和、民权党合组成立进步党，以对抗民生党和民主党独大之势，同时一脉相承而来的民生党和民主党也开始为了执政而相互竞争。中华帝国的政党政治于是进入了第二阶段，即两极分化和对峙阶段。

政党政治作为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内容，虽经清末十数年的鼓吹与宣传，但相当一部分政客们对西方的政党政治认识极为肤浅，对政党制度的精义了解不够，将之与中国古代之朋党相提并论，认为政党不过是野心家借以争权夺利之工具。

因此政党政治在中华帝国建国初期时是畸形的、残缺的。同时当时中国文化的主流仍然是传统小农文化，人治观念未能向法制观念转变，尽管中华帝国实行的是融合君主立宪和三权分立这两个制度优点相结合的五省九部政治制度，但是在帝国国民的心中，王辰浩的影响力巨大，导致帝制观念不但没有减弱，反而增强了，这也就导致现代民主共和观念非常薄弱，各个政党都为了争夺中央和地方权力，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政党。

中华帝国建国之初，政党活动范围仅仅限于国会和地方省议会中。民生党和民主党在王辰浩的指导下，纲领还算明确，但因为王辰浩的影响力过大，使得民生党和民主党的最高目标就是组织内阁，而且是对皇帝负责的责任内阁。

在地方上面，各省省议会的党派居多，但他们没有人指导，缺乏具有远见的政纲，因此脱离阶级，脱离国民，甚至认为中华帝国下层社会群众愚昧落后，素质低下，无论是改革派还是守旧派，都不能以下层国民作为一种借用力量，政党活动成为少数上层人的活动。这种情况很容易滋生地方军阀主义，成为未来中华帝国的政治发展的阻碍。虽然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各个政党在思想上有了变化，但是也仅仅是个别政党实现了升级，大多数政党依然停留在传统思想上没有进步。

但这并是不是令王辰浩最担心的方面，王辰浩最担心的是封建遗老势力影响帝国未来的政治发展，虽然没有用战争消灭这些封建遗老，但是王辰浩希望在控制住大局的时候将这些封建遗老势力清除。

由于这些封建遗老势力从一开始就渗透近了中华帝国的中央议会和地方议会当中，他们人脉还是很强的，影响力非常大，导致中华帝国的各个政党自身出现一系列问题。

例如，各个政党接纳党员有很大的随意性。各党领导人对党员人数的关注要远远超过党员的质量。其次是党员跨党严重，入党本是人生对政治信仰的一种重大抉择，对自己选择的政党应该有一种发自内心的认同感。但中华帝国初期政客视入党为争权牟利的工具。再就是，党纲成了空洞的招牌，政党认同非常淡薄。各政党竞相宣传自己的政纲，但其内容大同小异，党纲只是政党之争的工具。还有，缺乏政治基础。政党本是将国家机构和公民联系起来的工具，但中华帝国建国之初国民不知通过何种渠道表达个人政见，更不识政党为自己利益的代言人，此时政党不过是乡绅官人的专用工具，失去了民众的支持。最后缺乏对党员必要的思想教育和纪律约束，最终酿成相当一部分党员滥用权力，营私舞弊。

经过二十年的发展，如今中华帝国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昌盛，军事力量强大，王辰浩已经确立了完全忠于他的政治力量、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帝国国民对王辰浩的个人崇拜达到了侍奉神灵的地步，因此彻底清除这个国家的封建遗老残余力量和思想的时机已经成熟。

因此，王辰浩在杨士骧、张佩纶等皇家智囊团的建议下，决定对中华帝国朝野上下来一次大整顿，正好借着海军内部权力争斗的机会，最先拿一批海军高官开刀，进而扩大到全国各个领域。

光华十六年四月五日，中华帝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廉政公署、警察厅对内阁总理赵秉钧、海军叶祖贵等人进行联合调查，最终以涉嫌跟执政的民生党暗中交易，违反中华帝国最高宪法关于军政两届严禁勾结的条例，正式提起诉讼。

这是中华帝国建国以来首次对内阁总理和军方中将高官进行公诉，顿时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应。

帝国各大媒体纷纷进行跟踪报道，称中华帝国检查机关敢于起诉帝国总理，正面向强权斗争，这表明中华帝国的民主进程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帝国国民为此感到高兴，支持帝国最高检查机关的行动。只有连帝国高官都在监察机关的监督之下，帝国国民才会感到公平，才会感到生活的幸福。

由于王辰浩对此时高度关注，国土安全局和中央情报局也出动，帮助警察、和监察机关收集证据。不但掌握了赵秉钧跟叶祖贵的暗中交易证据，而且连带着海军部邓世昌、林泰曾等海军主脑和一大批海军将领都牵扯其中，民生党内部赵秉钧和十几个高官，甚至揪出了民主党、民权党、共和党、自由党等在野党一大批国会和地方议员，他们虽然没有直接牵扯这次事件，但是还有其他方方面面的政界和军界勾结的案件一一被调查了出来。

事实上，最高人民检察院院长谭嗣同早就对国会一些元老级别的议员们上心了，只是一直没有足够的证据来扳倒他们。帝国检察院以及廉政公署的同僚们致力于将中华帝国打造成政治清明、高度民主和自由的国度，因此在这十几年的时间里，谭嗣同等人调集了五万多名意志坚定的监察人员，分赴全国各地调查取证，收集了大量的证据。

当王辰浩下令调查的时候，谭嗣同等人迅速将这些年的调查结果拿了出来，一举命中敌人的要害。

光华十六年五月二日，随着各项调查结果陆续浮出水面。帝国国会启动了建国以来第一次内阁总理弹劾程序，对赵秉钧进行弹劾。

五月五日，国会以8459票对3891票，通过了对第四任内阁总理赵秉钧的弹劾案，赵秉钧的总理之职被罢免。

第二天，王辰浩下旨正式罢免赵秉钧总理大臣职务，并允许最高检察院逮捕赵秉钧。

与此同时，叶祖贵等涉嫌跟赵秉钧交易的海军将领们也被解职，受到帝事法庭和最高检察院13项罪名指控。连带着支持赵秉钧竞选的中华帝国十二家军火公司也陆续被起诉，他们将面临贿赂帝国官员、妨碍司法公正等9项罪名的指控。

紫禁城勤政殿内，王辰浩在召开御前之前，单独召开了皇室智囊团会议，同阮忠枢、杨士骧、张佩纶等智囊商议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