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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被免于赴广东任职，升任枢密使，主掌西府。御史中丞秦桧，也被擢升为参知政事，成为副相。

时有“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一职未授，朝中大臣普遍都认为，这相位八成是留给徐绍的。只不过因为他在陕西大败归来不久，现在暂时不宜相授，等段时间，风波过去，他早晚是要拜相的。

除这些首脑人物以外，其他参与政变的大臣，如刘延庆等，各有升赏。至于耿南仲，因他声名狼藉，惹了众怒，被罕见地降六官，吉阳军安置。王宗濋因有皇亲之尊，仅被免去殿帅差遣。依附耿南仲的黄潜善，待遇要好一些，副相是保不住了，外放端州作知州。

其他旧臣，几乎没怎么变动。一是因为赵谌心慈，二是因为朱胜非等人发动政变，非为清洗报复，因此并不像耿南仲那般痛下狠手。也正因为如此，局势才得以迅速稳定。

五月，赵谌下诏，让挂“中太一宫使”闲职的徐绍暂管“御营司”。同时，按照宋金隆兴和议的约定，遣使团往金国通报消息。

当政变的尘埃落定，人心思稳，朝野有感于隆兴和议所带来的羞辱，都希望新上台执政的朱胜非能有所作为。而朱相也知道人心所思，在上台后不久，就连上三道奏疏。认为现在宋金虽然议和，但女真人拥有压倒性的军事优势。大宋处在这种环境之下，尤其应该“兴兵甲以自备”。而要“兴兵”，不外乎几个条件，钱粮，将帅，壮士。

钱粮，朝廷还承担得起，将帅也还捡得出来那么几个，所缺者，唯壮士而已。御营司的部队，在这次抗金作战中，受的损失不算很大。折家现在在江西练兵，扬州守臣赵点，在和约缔结后，也引部南渡。何蓟统率的常捷军，正拱卫行在，张家兄弟的西京兵，担负着中枢警戒。但这几支兵马加起来，也不过四万人。就算把张所带过来的东京留守司部队，主要是韩世忠岳飞二将的兵力都加上，也才五万出头。

这五万兵马，要保护整个南方，显然是远远不够的。有鉴于此，朱胜非认为，应该以管干御营司的徐绍为首，节制诸军，大力充实行伍，选智勇兼备之将，授以兵柄，务求打造一支能保南方平安的王师。长江以北沦入金人之手，南渡之民极多，都是拖家带口，居无定所，食不裹腹的流民，应该从这些人当中招募士兵，如此一来，非但军队得到补充，百姓也因为“一人从征，而全家得活”。

赵谌年方十六，于朝政素无经验，于是趁每月四次例行看望太上皇的机会，求教于其父赵桓。赵桓刚刚丢了皇权，实在不习惯当个清闲的太上皇，因此对儿子的求教表现出审慎的积极。他告诉赵谌，宋金实力悬殊，恢复暂时无望，但要保住江南半壁，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是必不可少的。并让他依据惯例，开详议司讨论。

赵谌又去问亲手给他披上黄袍的祖父，赵佶也是这个意思。心里有底的新帝，便亲自主持详议司，结果，朱胜非、秦桧、许翰、徐绍等大臣，无异议通过。

朱胜非“兴兵”的主张里，除了保全江南外，另一个重点就是守蜀。他认为，若四川不保，则江南亦危。要守住蜀地，先就要从陕西下手，要“御敌于蜀门之外”。陕西虽然丢了最为富庶的东部，并遭受大败，但尚余泾原、环庆、秦凤、熙河四路，十几万西军。若善加经营，仍然是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仍然可以作为大宋西北部的长城。

要经营陕西，首先就要川陕合治。因为现在陕西丢了关中平原，物资补给，大多依靠四川。而西军已经退至大散关一线，把守着入蜀的门户，如果川陕整合，对抗金来说，是有利的。

这个意见，朝中大臣多持赞同态度。太上皇和太皇太上皇也认为确有必要，赵谌遂以诏书的形式，罢四川宣抚司和陕西宣抚处置司，正式批准成立川陕宣抚司。注意，只是“宣抚司”，而非“宣抚处置司”，少了“处置”两个字，也就是意味着没有“便宜行事”的权力。这也与宋金议和，转攻为守的政治气候分不开。

川陕宣抚使的人选，没有多大的异议，普遍认为四川宣抚使徐处仁主政四川数载，政绩显著，没必要更换，川陕宣抚使就是他了。原陕西宣抚处置司判官王庶，在陕多年，功劳苦劳都有，为了抚慰这位勤勤恳恳的老臣，川陕宣抚副使的位置不为过。

徐绍此时动用自己在朝中的影响，为儿子徐良，成功争取到川陕宣抚判官的差遣，徐六一跃进入川陕宣抚司最高决策层。

但他为儿子谋了福祉，就不得不放弃另一次机会，那就是替某位侄子，谋求陕西最高军事长官的差遣。

在详议司讨论川陕问题的时候，就检讨了陕西兵败一事。徐绍自陈，之所有鄜州惨败，主要责任在他，是他乐观估计了敌我态势，在准备并不充分的情况下，贸然发动反攻，投机心理致成了大错。

要知道，徐绍在朝中，是以文武兼备而闻名的。他在陕西都吃了败仗，这说明什么问题这说明，打仗，真的要倚重武臣术业有专攻，运筹帷幄，谋篇布局，行军摆阵，临敌指挥，那就应该是武臣的事。

所谓“祖宗不足法”，现在这种大环境下，对武臣就不要再弹压了。让他们肩负起应负的责任，授予他们足够的权力，让他们人尽其才，物尽其用。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意见在现今的杭州行在里，不是个别现象。从联金攻辽开始，一直发展到今天的丢失半壁江山，很多人都在思考原因到底是什么。不得不承认，文臣领兵，以致将无专征，虽然说并非大宋一败再败的根本原因，但有相当关系。和平时期，我们可以这样搞，但现在国难当头，已经到了事关生死存亡的境地，该放开手脚了。

议到最后，众臣取得共识，在陕西，要设一员帅守，专一主持军事，虽然受川陕宣抚司节制，但在部队训练，更戍，军官的提拔任用上拥有相当的自主权。这个主张，与当初赵桓在位时倡导的，以宣抚使主政，制置使主兵有异曲同工之妙。

至于这员帅守定个什么级别，徐绍力主，为了突显朝廷重视武臣的态度，这个帅守应该在“宣抚副使”这一级，不如此，不足以彰显其地位。

但他这个意见，受到了朱胜非的反对。朱认为，宣抚，从来都是以政枢二府大臣之尊出任，以武臣为宣抚使，拔得过快了，属于矫枉过正，还是称“制置使”为宜。按朝廷的规定，制置使的职责，就是“掌筹划沿边军旅之事”。

名称定下，职权定下，那人选呢谁来当这个制置使毫无疑问，要筹划边关的军事，非熟悉边情的陕西将帅不可。现在陕西有四帅，徐原、姚平仲、刘光世、徐卫，其中刘光世是暂代。

这陕西四帅里，资格最老，莫过徐原；声名显赫，莫过紫金虎和小太尉。但徐原拥兵自重，难以掌握，徐卫和姚平仲又都是败军之将，还在处分当中。而刘光世在陕西，并无拿来得出手的功劳可言。似乎，这四帅，都有不足担此重任的理由。

徐绍其实倾向于让他最小的侄儿统率西军，但他此前已经替儿子争取了川陕宣抚判官，实在不便再内举不避亲。枢密副使刘延庆，心知自己那儿子估计还差点意思，遂转向支持姚平仲。因平仲之父姚古，与他同病相怜，坐废多年，又一起被启用，供职御营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