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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不够深，于是乎就提出了这么一个荒唐的奴才马屁主意。

朱筠像乾隆上说：明永乐大典缺失严重，已经不能成，现在应该考虑它的辑佚问题了。乾隆是个极为自大的人，对汉民族的文明有着极深的崇拜，并且时时感到自卑，这样的心理让乾隆很不舒服。

于是，他决定做一件大事，把所有汉民族的文明集中起来。能够让自己高兴的，就同意编修；让自己不爽的，可以篡改的就篡改。不可以篡改的就直接毁掉。这样一来，让自己自卑的东西就全部没有了，成为天下第一人的理想也就可以实现了。

四库全的编纂工程十分浩大。从乾隆三十七年开始向全国范围征，直到乾隆四十三年，历时七年之久，征集了一万两千多种图。才算是完成了这第一步。

这个过程也不是完全一帆风顺的，满清的走狗们，和一些不明真相的人，自然是要为了这一伟大的壮举而鼎力支持，把自己收藏的各种古籍全部捐献出来。什么善本、孤本、秘本、残本、补本、手抄本、石印本、保留本等等的。交上去一大片，等待着乾隆的祸害。

而一些知道满清鞑子意图的人，当然是不愿意交出去的。乾隆终于不爽了，对这些私自藏有“禁”，但是却拒不合作，许以利益也不为所动的顽固派，那就应该用更加严厉的办法去收拾。

于是在乾隆三十九年的时候，发出了一道旨意给一位可信的大臣。要求他再次去向那些已经上交过藏的的人宣示：如果有不应该留下的。那就快快滴交出来，就不治你的罪了。我是皇帝，说话办事讲究个开诚布公，自然是金口玉言滴，说了不追究那肯定就是不追究了，绝对不会做反复小人滴。但是。如果这次之后，还要有人档案私下里藏着那些不该有的。一旦被发现了，那可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收拾你是绝对没商量滴。即便是承办这件事情的官员，哪怕你是多大的官，也一样要狠狠收拾。

这劝诫归劝诫，但是威逼胁迫的意思却更加明白。有了这样一道旨意，被差遣去收的官员也上了小心了，谁都怕被收拾，很可能就要掉脑袋的。

这之后乾隆又下过很多道的旨意，而且是一次紧过一次，一次狠过一次，一些心存侥幸的人也有些害怕了，胆小的就开始主动上交，把自己的藏献了出去。

是交出去了，但是做主的人却不再是这些献的人了，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爱被篡改，被删减，被销毁，想要后悔却已经来不及了。

四库全以突出儒家文献和反映清朝统治者“文治武功”为主要基调，对那些顺服于满清统治的汉人汤斌等人的著作非常重视，而对于吕留良、顾炎武这样与汤斌同时代却很有风骨气节的文人的著作则是严厉打击和销毁。

整部四库全中，除对农家、医家、天文算法类的籍进行了少量的收录外，其它的一应科技类著作完全排除在外。尤其是有民族色彩，敢于批评儒家思想的，不论文献手稿，还是戏曲小说，即便是杂剧和话本、传奇等等，全部不予收录。

在编纂过程中，不仅不利于满清的文献被禁毁，连前人所著涉及到契丹、女真、蒙古、辽、金、元等等的文字都要进行篡改。就连明末纪事本末中的“吴三桂击走李自成”，也要篡改为“清军击走李自成”。

但是对叙述满清八旗在江西杀戮奸淫的暴行，尤其是其中写到八旗匪徒对妇女通宵达旦的实施轮番奸污的江变记略和亲历者叙述满清鞑子在扬州大屠杀十天的扬州十日记等稿，但凡发现就要全部销毁，售卖、传阅的人甚至还要丢掉性命。

例如像吴三桂的“反满檄文”、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略等籍文稿，那绝对是抄光、查光、烧光的三光政策。这类的东西再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居然是满清入关涂炭的两百多年之后，从日本找出来的。

满清对于历史和各种籍的篡改就更加的让人愤恨了，完全就是阉割的手法。与满清鞑子利益相关的明人文学和历史作品遭到大力剿灭篡改，甚至逆向延续到了北宋南宋时期，对那些富有民族压迫和民族战斗精神的作品而又不得不收录的著作进行了大肆篡改。

满清鞑子编纂四库全，当然按照实事说的话，应该叫做编篡四库全更为贴切一些。

在编篡的过程中，鞑子们本着没有最无耻，只有更无耻；没有最荒谬，只有更荒谬；要的就是无耻和荒谬为宗旨。

岳爷爷的一首满江红红遍了大江南北，其中的“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更是大大助涨了民族气节；但是在鞑子的眼中。“胡虏”和“匈奴”这样的词语是绝对不允许存在的。于是那些四库全馆的文人大臣们，就按照“圣君”的意志，篡改成了狗屁不通的“壮志饥餐飞食肉。笑谈欲洒盈腔血”，至此，民族气节几乎被阉割殆尽矣。

辛弃疾的词牌也很给力，但是到了四库全馆里。照样是被阉割的面目全非。永遇乐千古江山里边有一句“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其中的“寄奴”是南朝宋国开国皇帝刘裕的乳名，而“宋主”则可以说是对他的尊称。但是就因为“寄奴”这两个字犯了鞑子们“胡、戎、夷、虏”的四字真言忌讳。被改作“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宋主曾住”。

其他的如张孝祥、陈亮等等的诸多名家大作，都没有逃脱百编篡的命运，无一不是被“编”得面目全非，“纂”到魂飞魄散。

这样的编篡工作，真可谓是细微之至，就连明末的大反派张献忠都不放过。如满清鞑子宣称。张献忠立有碑文。上：“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善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但后世的考古工作者找到的张献忠碑文上，刻的却是：“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哪来的连续七个杀字，不过是鞑子们为了愚民统治。根据自己的需求而编篡出来的罢了。

根据不完全统计，在编篡四库全期间。发生了四十多起文字狱冤案，占到了差不多乾隆一朝文字狱的半数。鞑子正是用这种一手抓文化，一手抓思想愚民，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政策，压迫了华夏大地两百多年，让几千年的华夏文明险些毁灭。

四库全的编篡过程，就是中华文明的一部血泪史，一部蒙难记，一部驯养顺民的悲惨史，一场文化的浩劫，是满清鞑子残害华夏文明的铁证。整个编篡过程中，查缴禁多达三千多种，数量十五万多部，拢共焚毁的籍超七十万部，所禁毁的籍与四库所收籍一样多。

四库全耗时之久，耗费人工物力之多，禁毁籍数量之庞大，的确是有史以来的世界之最。面对这样一部完全不能以“全”来定义的四库全，张辰越发根绝无奈了，这部实在是不好定义啊。

张辰见识过的宝贝和古物，要比一般人多出太多，从他开始跟着张百川学习收藏知识开始，这十几年以来上过手的物件也要在数百万了，却从来没有对某一样玩意儿产生这种纠结的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