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讯息，质子异人因此进入华阳太后和熊氏的视线。
当时昭襄王还在，安国君是大秦太子，但安国君年纪很大了，身体也不好，所以确立第三代继承人是迫在眉睫的一件事。
第三代继承人的确立非常复杂。昭襄王迟迟不立太子，原因很多，但集权于中央是最大的原因。昭襄王“固干削枝”，在宣太后死后先是驱赶熊氏，后杀武安君打击老秦人。杀敌一千，自损八百，范睢等一帮关东人也因此死得死，逃得逃。等到昭襄王好不容易稳下局面，马上又爆发了储君之争。
昭襄王长寿，子女多，其嫡长子已经死了，嫡次子安国君也老了，而安国君并不是理想的储君人选，原因无他，安国君的夫人出自熊氏，如果安国君做了大王，熊氏外戚十有八九要东山再起，这是昭襄王所不能接受的事。不过幸运的是，华阳夫人没有子女，她必须在安国君所有庶出儿子中挑选一个做嫡子，但这个嫡子落在谁的头上，她说了不算，安国君也做不了主，只有昭襄王才能决定。
谁能进入昭襄王的法眼做安国君的嫡子首先这个人必须在某个方面能打动昭襄王，这时候进入熊氏视线的质子异人给了熊氏以启发，那就是昭襄王应该有“质子”情节。
昭襄王当初就是在燕国做质子，他能被秦国接回来继承王统，咸阳曾有一番激烈厮杀。武王突然驾崩，因为没有子嗣，一帮弟弟们为争夺王统大打出手。昭襄王是武王同父异母的弟弟，他的母亲宣太后是楚国公主，在后宫的地位是第五等“八子”。后宫嫔妃分八等，如果加上太后，那就是九个级别，由此可见宣太后当时在后宫的地位不高，而当时秦国的楚系势力也不算大，这也是武王继位后，把昭襄王“发配”到遥远的燕国做质子的原因。
在这场王统争夺中，宣太后和楚系势力显然没有任何优势，但当时的魏氏是军中悍将，与郿城“孟西白”和夏阳司马氏有不错的交情，而当时的左丞相甘茂与右丞相樗里疾是死对头，他们谁赢得了军队的支持，谁就能控制朝政，继而也就能控制王统的继承。
结果不言而喻，老嬴家、本土老秦人和楚系联手，赢得了王统，赶走了甘茂。其后宣太后主政，楚系迅速崛起，宗室樗里疾一脉、郿城孟西白、司马氏和魏氏在其后的几十年里，成为大秦军政两届最为炙手可热的大权贵。
人老了总会回忆过去，昭襄王也不例外，而到燕国做“质子”是他人生的转折点，也是他最为刻骨铭心的一段记忆，所以当“质子”异人在秦赵大战之际逃回咸阳，便在第一时间进入了昭襄王的法眼。异人的母亲是韩国公主，与楚系没有密切的联系，将来异人继承王统，显然会重用以韩系为主的关东人，这样一来就避免了楚系的东山再起。
华阳夫人和熊氏的崛起之策终于成功了。异人虽然得到了昭襄王的青睐，但其根基太弱，若想顺利继承大统，必须绝对效忠于华阳夫人，为此他甚至改名为“子楚”，穿楚服，说楚言，以讨华阳夫人的欢心。
子楚继位，论功行赏，楚系熊氏当然是东山再起，卷土重来，牢牢把持朝政，而把子楚从赵国“偷回来”的吕不韦当然也是头号功臣，出任大秦丞相，位极人臣。
吕不韦就此被推上了风口浪尖。仔细看看寒门贵族，从吴起、商鞅、苏秦、范睢到吕不韦，等等，无论功绩如何，结果如何，都逃脱不掉“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命运，他们始终是豪门贵族争夺权力和财富的工具，始终不能控制和主宰王国甚至包括他们自己的命运。
这就是时代特色，在这个时代，控制和主宰王国命运的始终贵族，这个贵族主要是指豪门贵族，尤其是那些一代代传承下来的世家贵族。寒门大贤能够出人头地，首先就要攀附豪门贵族，没有这些豪门贵族的支持，哪有资格觐见大王，向大王呈述治国之道就算大王破格录用，还需要豪门贵族的支持才能一展抱负，没有他们的支持，政令根本出不了府门，所以寒门贵族始终依赖于豪门贵族而生存，哪一天他们被豪门贵族所抛弃，也就从天堂到地狱了。
吕不韦始终是大秦豪门贵族手里的一条鱼，这条鱼想挣脱，想获得自由，于是他殚精竭虑，在秦王政主政前韬光养晦，把韩系力量和关东力量逐渐融合到一起，并赢得了部分宗室和老秦人的支持。
他本想在秦王政亲政后给楚系以打击，也想效仿昭襄王的“固干削枝”驱赶熊氏外戚，继而夺回朝政的控制权，但他棋差一着，反而落入了熊氏的陷阱。
征伐赵国的本意是想赢得功勋，让本系人马获得更多的权力，但哪料熊氏果断出手，结果蒙骜大败战死疆场，长安君更是“举兵叛乱”最终不得不逃奔赵国，韩系力量灰飞烟灭，关东力量遭遇重创，吕不韦多年的努力一夜间化作乌有。
一个天才的商贾和一个世代传承的豪门贵族，事实上根本不是一个等级的对手，看看历史上的吴起、商鞅、苏秦、甘茂、范睢等等，哪一个不是一代人杰但“鱼肉”就是“鱼肉”，当“刀俎”一旦从天而降，根本没有还手之力。这个时代的主宰者始终是豪门贵族，直到陈胜吴广揭竿而起，“鱼肉”随着滔滔河流奔腾而出，在付出几千万人的代价后，才把这些“刀俎”，这些命运的主宰者，彻底抹杀。
但熊氏的反击远远不止于此，接踵而至的嫪毐oau之乱把秦王政打得“鲜血淋漓”，吕不韦及其所属势力更是遭到了毁灭性打击，逐客令更是差点把所有的关东人扫出关西。
熊氏外戚的威力之大，在此两战中发挥得淋漓尽致。熊氏外戚击败了对手，彻底控制朝政后，开始了征伐，建功立业。熊氏若想让楚系“枝繁叶茂”，就必须利用战争让本系人马获得功勋，继而源源不断进入朝堂和军队，但转折点在此出现。
熊氏外戚东山再起的速度非常快，谁知衰落的速度更快，其转折点不是因为武烈侯公子宝鼎的出现，而是在河北战场上的失败。桓齮被李牧打败，这是熊氏外戚由盛转衰的转折点。紧接着老秦人乘机引爆盐铁大案，关东人更是把宗室、老秦人和巴蜀人拉到一起结成了暂时的同盟，熊氏外戚不得不妥协退让。
武烈侯公子宝鼎是这场博弈中的一颗关键棋子，但华阳太后非常厉害，就在秦王政认为这颗棋子的使命基本完成的时候，华阳太后却把这颗棋子放到了自己的棋盘上，于是局势再度发生变化。公子宝鼎从棋子迅速蜕变为对弈者，而熊氏外戚却变成了棋子。
历史重演。今日的公子扶苏等同于当年的公子成蛟，今日的熊氏外戚等同于当年的韩系力量，今日的中原战场等同于当年的河北战场，今日的博弈双方由秦王政和熊氏外戚转变为秦王政和武烈侯公子宝鼎，而博弈的目标没有变化，依旧是大秦朝政的控制权，大秦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权。
如果历史重演，公子扶苏在东南战场上按兵不动，那么蒙武在中原战场上极有可能打败仗。这一仗打败了，责任要归咎于公子扶苏，最终将演变为父子相残，而陪葬者就是熊氏外戚。
杀人者必被人所杀，因果循环，熊氏外戚可谓报应，而秦王政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隐忍多年，今日总算找到了报仇雪恨的机会，又岂肯错过熊氏外戚诛杀其政治对手，秦王政可以忍受，但熊氏外戚设计陷害他的母亲，侮辱和践踏他母子两人，陷他于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地，却是忍无可忍。
如果没有深仇大恨，秦王政在华阳太后死后，为何要严厉打击熊氏为何非要置熊氏于死地以熊氏在大秦的实力，即便离开中枢，也足以影响朝政，耐心蛰伏一段时间完全可以找到机会卷土重来，再说统一大势已经明朗，楚国已经岌岌可危，熊氏为何还要谋反熊启为何还要叛逃楚国，甚至还做了楚国最后一任大王
还有更重要的一个原因，秦王政为什么至死不立储在他病重的时候，让扶苏回京代理国事，却不给他一个储君之位，到底是为什么难道他不知道自己随时会死，大秦随时会陷入血腥的王统之争吗他到底因为什么对身体里流淌着熊氏血液的扶苏始终耿耿于怀，就是不愿意立他为储
仔细推敲屯留兵变和嫪毐之乱背后所隐藏的秘密，不难发现秦王政和熊氏外戚之间所结下的生死仇怨。假如历史当真如此推测，那么这种仇怨的确不是杀戮就可以了结的，它对秦王政的伤害太大了，以致于他虽然中意扶苏，却至死都不愿意把国祚交给他。
这就像项羽一把火烧掉咸阳一样，当年武安君水淹鄢城，血屠郢都，火烧楚国宗庙，这种仇恨深入到楚人的血液和骨髓里，所以当项羽杀到咸阳后，他有一百个理由屠杀秦人，火烧秦都。同样的道理，但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后，关东六国之人埋藏在心里的仇恨彻底爆发，这种仇恨不仅仅是亡国之恨，而是在几百年的战争中由一代代人积累下来的仇恨，这种仇恨一旦爆发，其威力足以摧毁大秦，摧毁整个中土，直到尘归尘、土归土，一切推到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