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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共和国驻日代表刘晓忠发言。

“尊敬的崔总统、林总统、曹总统、吴议长，以及韩南台三地政府的朋友们。受大会组委员会的委托，我很荣幸地给大家介绍下日本的最新情况。”刘晓忠司长绕着演讲台给众人礼貌的点头致意后，侃侃而谈道：

“对日研究一直是我们亚洲司工作的重中之重，其间我们得到了韩国政府驻日代表处、琉日友好协会、日本华人互助会以及日本台湾商业协会的大力支持。在此，我谨代表我国外交部向上述部门和团体表示衷心的感谢”

看着得意弟子成长为一位出色的外交官，刚从国内解放区归来的邵华强教授，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盟军最高统帅部为日本制定的和平宪法，我想大家早有耳闻。可以说这部宪法将决定着日本的未来，这也是我们研究的重点。”刘晓忠司长顿了顿之后，异常严肃的说道：“在新宪法制定的过程中，日本成人教育学校和夜校老师联盟，成功说服文部省、最高统帅部和国会，主张教育不能仅仅使精英人士收益，取消之前的六年制义务教育规定。他们的游说显然成功了，新宪法里明确规定日本今后将实行六三制九年义务教育。

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严峻的挑战，要知道日本国民的受教育程度，本来就比亚元区国家和地区高出许多，就算对教育投入最大的琉球和台湾，迄今为止也才实行了六年制义务教育。

如果教育上我们不迎头赶上，那亚元区的整体教育水平、亚元区的人民素质，将被日本拉开更大的差距。这将危及到亚元区的安全，以及亚元区未来的经济发展。”

对日遏制，是琉台南韩四地政府的既定政策。不管琉台南华人还是韩国政府，都不愿意看到日本再次强大起来。崔用德总统沉思了片刻后，在曹朴耳边低声说道：“总统先生，看来我们必须要加大对教育的投入了。”

曹朴重重的点了下头，深以为然的说道：“是啊，再穷不能穷教育，我们决不能输在起跑线上。”

就在众人窃窃私语之时，刘晓忠司长继续说道：“语言在日本新宪法中，体现了最为民主的一面。和平宪法规定日本今后的法律法规、公务、教材都必须用口语体书写，这一变化具有极大的实践和象征意义，它表明法律和其他公务，不再仅仅属于特权阶层掌握的领域。毕竟日本之前的宪法以及其他法律文书，都是以文言文书就，那种古旧晦涩的文体，一般民众是很难理解的。

新宪法的采用，迫使最高统帅部与日本政府都慌忙行动了起来。民法、刑法、民事诉讼法、亲族法、皇室典范、全部被迫进行实质性修改，并以口语体重新起草。

同时，日本临时政府展开了规模空前的宣传教育运动。新宪法生效的当天，政府就发行了两千万册新的宪法，光明生活的小册子。这一惊人的发行量，是为了确保每个日本家庭都有一册。”

这又给亚元区的国家和地区，发出了一个普法的挑战。琉台南韩四地的政府官员们，顿时皱起了眉头，一边记录着，一边考虑应对之策。

“日方在翻译盟军最高统帅部制定的宪法草案时，玩了一个将滞日外国人排除在受保护之列的文字游戏。日方使用关键词“国民”来翻译对应宪法草案的“theeoe”人民，这不仅意味着日本政府要削弱人民主权的含义，而且还要将国家保障的权利局限于日本国民。”

刘晓忠司长走到政府首脑席前，异常严肃的说道：“当美国人试图肯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明确规定反对基于人种的歧视时，佐藤及其同僚却通过玩弄语言游戏抹去了这些保障。将给日本政府成功否认包括华人，尤其是朝鲜人在内的六十多万在日外国人的平等公民权，提供了法律上的依据。

“这种露骨的种族主义性质修正条款，在日本国会的审议中以“用语上的修正”为名加以强化。如果我们不拿出切实可行的应对措施，那六十多万日本华人、韩国人的权利将无法得到保障。”

这个情况让所有人都大吃了一惊，要知道这可涉及到几十万在日侨民的利益。让那些侨民留在日本，不但能减轻国内的压力，而且还能或多或少拖拖日本发展的后腿。而日本方面耍的这个花招，无疑是逼那些侨民卷铺盖走人。

根据大会组委会的规定，今天的会议只是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则留在今后三天里讨论。对此最为担忧的崔用德总统，不得不强压着心中的怒火，脸色铁青地静听刘晓忠接下来的发言。

刘晓忠司长走到各学科专家教授席前，继续说道：“为了给国际社会一个交代，也为了让日本尽快融入国际社会，日本临时政府抛出了一亿总忏悔，以此表达他们愿意承担战争责任。

而事实上我们可以把他们的总忏悔，比喻成乌贼遭遇紧急情况拼命逃生时喷出的黑色烟雾。尽管一些团体和个人认真对待个人的责任，并进行严厉是自我批评，但这只是极少数。官方版的总忏悔早就烟消云散，很少有人真的相信，一般国民与军部和官僚负有同等责任。

一些人激愤的呼喊：这场战争在我们一无所知时开始，又在我们相信即将胜利时败北，那些背信和欺骗国民的人才有忏悔的必要。一亿人中的另一位则声称：如果一亿总忏悔意味着战争当局企图向国民分配责任的话，那就太卑怯了。

刘晓忠司长长叹了一口气后，凝重的继续说道：“战败之后，如何告慰亡灵在大多数日本人去理解和接受战争责任、罪行、忏悔和赎罪时，是一个回避不了问题。而非胜利者将从道德和法律方面如何处置他们，进而占据他们的内心。

我们关注的是日本对我们国家和民族犯下的罪行，而日本人却是被对自己死去同胞的悲愤和内疚所压倒。

有这种想法是自然的，不是因为文化的差异，而是战败之后，世界变了。当我们质问谁该为日本的侵略和暴行负责时，绝大数日本人却在思考，谁应该为战败负责

刘晓忠司长的这番话，无疑指出了日本国民对侵略战争的认识。很显然日本人的态度无法让大家满意，他们竟然不对刚结束的那场战争进行反思，反而在找日本战败的原因。

不等众人提出疑问，刘晓忠司长继续介绍道：“首先，他们把战败归罪于军部的无能，把所有责任都推到了东条英机为首的将军们身上。这一点从两年前东条被宣布逮捕时的自杀未遂中就能看出，日本人普遍认为东条英机应当毫不迟疑的自杀，毕竟1942年东条上任陆军大臣时，他曾颁本了有名的战阵训，训谕军人“不可生受囚虏之辱”。

东条英机在被捕前夕，收到了无数封敦促他自杀的信件，据说还有人给他送了一口棺材。可是他鼓起勇气赴死时，却选择了懦弱的方式，使用子弹而不是武士刀自裁。包括他没有死成这一点，都超出了悲伤的爱国者们忍耐的限度，进而坐实了军部无能，导致战败的普遍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