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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臣当时也是这么问的。所以，就被人打了小报告，说他为地主份子鸣冤叫屈就这样，被无端处死了”对朱德的态度，毛主席并没有感到不适，哪怕陈伯达是他的秘书，只是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

“这简直就是草菅人命地主就一定是坏人吗地主出身又怎么样，有了冤屈就不能申了”朱德叫道。

“我们也有责任啊。”周恩来道：“我们的许多同志都以为，就是把所有的地主阶级和资本家打倒孙良臣事件也并不是偶然现象，这是我们的工作不到位。应该警醒啊”

“也难怪人家天天都要警告我们,简直就是不厌其烦，这显然是有原因的。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几年，可这样下去确实很容易出问题。工作偏离了轨道啊”朱德叹道。

“这话没有没错。给我的报告里面，还提了一条，说那些打小报告的人，安排给孙良臣的除了为地主份子鸣冤叫屈，还有另外一个罪名，就是反对康生这个问题很严重，领导人就不会有错了如果反对领导就是有罪的话，以后谁还敢反对我们岂一是真的像人家说的那样，成了一言堂了吗这不好，很不好哇”毛主席又道。

第三百五十二章 盖伊将军，来黑水吧

很不好。

周恩来和朱德都不是普通人，自然知道的这个“不好”里面到底包含着什么样的意思。仅仅只是因为他们这些领导的工作不到位非也。这个“不好”，涉及面非常的广，不仅有这方面的意思，还已经决定了某些人的前途。而这其中，被某些人指为遭到了孙良臣的“反对”的康生已经等于是被给指名了。

两人都没有什么意见。对康生这个人，他们两人都没有什么好感。

康生也是上世纪末生人，原姓张，山东胶县人。在中国共产党内的地位极高，曾经担任过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等职务。此人自称于1925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虽然一直都没有找到具体的入党介绍人，可在初期的时候，他确实为党的发展和中国工作做出过非常多的贡献，也立过很多的功劳。“九一八事变”后，更是被指定参加临时中央的工作，主管工会、交通等重要事务。不过，虽然不愿意在背后说人小话儿，可朱德和周恩来依然认为，康生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地位，除了拥有一定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其一向以来都坚决拥护最高领导人提出的路线。就像是这一时期，康生拥护的就是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

后来，1933年，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往中央根据地，康生于7月去了苏联，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并在列宁学院学习。1934年1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这一时期算得上是共产国际时代，康生在莫斯科依旧积极支持王明，竭力推行王明路线，把王明写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说成是体现了党的路线，还在莫斯科的中国人中搞了一次要王明当总书记的签名运动，串联一些人向共产国际写请愿书，要求批准王明为中共中央总书记。据同样留苏的杨尚昆的话说，1936到1937年，苏联肃反期间，中共留苏干部有很多也遭受到了迫害，康生是有一定责任的。

当然，康生在苏联的这些行为如果还可以理解为对中共发展路线的不同观点而引发的错误的话，1937年冬，康生从莫斯科回到延安这后，又摇身一变，把自己说成是反对王明路线的英雄，还对王明进行了揭发，这就太让人齿冷了。可是，据康生自己的说法，这是及时改正错误而他的这一转变也确实得到了的看重，当时苏联的情况并没有传到延安，对其十分信任，使其能够在延安先后任中央党校校长、中央社会部部长、中央情报部部长、中央书记处书记等职。

可是，的重用却让康生故态复萌，拿出了他在苏联学的那一套。1943年，延安整风运动中，康生担任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参加领导整风学习，7月，作抢救失足者报告，把大批同志打成“特务”、“叛徒”和“敌探”，差点儿就酿成大祸。幸好，中共中央、及时发现，使这一错误得以纠正。但最后还是使得不得不在会上向许多人道歉。但是，康生也并没有因此而受到冷遇，只是被告诫不要“左”。但这样不痛不痒的批评并没有让康生受到教训。到了1947年，康生在晋绥地区搞土改，又是搞“左”的一套。其实也知道这一情况，还对人说康生这人极“左”，在抢救运动中极“左”，到现在也没有改掉这个毛病。所以，建国之后就把其派到了山东，再也没有调到北京。

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康生因为身体不好，一直处于休养状态，不仅没能捞到在中央工作，连山东的工作都没了。对此，康生十分焦虑不安，多次写信给，要求参加工作。结果，去年，也就是1952年年初，被允许来到北京，就住在中南海的锡福堂。杨尚昆还奉命去看望过他，并传话给，说康生说了，惟一的愿望就是见到主席。结果，收到了杨尚昆的传话之后，就专门去了一趟锡福堂见了康生，嘱咐康生好好养病，等身体好了就出来工作。

现在，康生是中共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和理论组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