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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过去了，爸爸又要踏上漫漫的归途。星期一的早晨，一家人围坐在一起，默然地吃完早餐。

妈妈对大哥说：“春平你腿不好，在家歇着，我和夏平、冬平去送你爸。”李一帆跟着妈妈去了。

寒风扑面，透过树叶凋零的树丛，可以看见远处白雪皑皑的白山山脉，黑水河冰雪封锁，天空显得更加寂寥空廓。大街上行人稀少，妈妈和爸爸在前面走，夏平和冬平跟在后面。

爸爸忧郁地对妈妈说：“下星期，可能回不来了，这星期是我跪着求他们，他们才答应的。我死不足惜，我担心的是孩子。”

妈妈脸上毫无血色，她隐忍着即将流下的眼泪说：“孩子他爸，

你不能死，孩子还小，你可千万挺住，你死了我可怎么活呀”说完，

她掏出手绢擦着眼角的泪水，抽泣起来。

爸爸的眼圈红了，他无奈地看了看深邃的蓝天，说：“我不会死的，我要活下去，如果我死了，就是被人害死的。你不知道那里的日子。”爸爸沉默了，他显然并不想把农场的生活告诉妈妈，增加她的担心。

去郊区的班车带走了爸爸那瘦骨伶们的身影，以后他看到爸爸就是照片中的爸爸了。那是他的遗像，照片中的爸爸有一张棱角分明的瘦长脸，一副学者式的黑框眼镜后面是炯炯有神的大眼睛，厚厚的嘴唇，脸上露出慈父般的微笑。

爸爸没有再回来，留给冬平幼小心灵中的印象，是一张胡子拉碴的笑脸，那笑是一种苦中作乐的笑。那笑长久地烙在了他的心中。

在那个滴水成冰、寒风凛冽的冬季，爸爸在他们的生活中永久地消失了。农场的造反派冲进了他的家，他们抄走了爸爸的所有日记、笔记，说是爸爸作为苏修的特务，畏罪自杀了，爸爸的尸体被匆匆火化。直到“文革”结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爸爸的冤案才得以平反。

是母亲冒着霏霏的秋雨，带着两个小儿子，在农场后面那块乱坟岗找到了爸爸的骨灰坛，那是一个用油纸封住口的酱紫色坛子。

母亲带着巨大的疑惑走访了火葬场，了解到爸爸实际上被造反派打死的，他的尸体被推进火化炉时赤身裸体，伤痕累累。大白布幔上还用墨汁写着打倒他的口号，他双目大睁着，死不暝目。火化后的骨灰被装在一个装酱菜的坛子里，扔在乱坟岗上，被那个孤独的看林老人悄悄埋葬了。好心的老人在那下葬的地方栽上了一棵松树。那年头冤死的人太多，老人抱回的是坛子而不是骨灰盒，他的印象深极了。

在老人的指点下，妈妈带着两弟兄流着泪用双手挖着松软的泥土，雨水和着泪水滴在泥土中，终于挖出了那个酱色的坛子。妈妈抱着坛子失声痛哭，那场面，撕心裂肺，催人泪下。那场面，深深地印在他幼小的心灵中，妈妈和他的二哥在痛哭。他却狠狠地咬着牙齿一声不吭，面无表情，目露凶光。

以后他变得沉默了，他的性格孤僻而倔强任性，他意志坚定而处事怪戾，他性格内向而办事果敢，他学习刻苦而落落寡欢。那个童年的阴影像是驱之不散的梦靥，抑压在他的心头。这梦靥像是撒在心底深处的火种，终于集聚成向社会复仇的热量，使他的聪明和才智随着这热量的高扬而熔化在熊熊烈焰之中，他最终想毁灭社会，却首先使自己在社会中毁灭了。这是李冬平性格的悲剧，这样的悲剧作为郑东是体验不到的。

李冬平是人生沧海里的一叶孤帆，它将飘向何处他自己无法把住人生的航舵去面对沧海横流的波浪险滩，而不使自己的孤舟倾覆于波涛起伏的大海。他目睹了爸爸的惨死，深深感受到母亲度日如年，拉扯大3个孩子的含辛茹苦。母亲是一个普通的纺织女工，未到50岁已经是两鬓苍白，皱纹盈脸，这皆是贫困所至。

他从小就随着架着双拐的大哥去拾破烂、捡煤碴。后来大哥被街道安排进了废品收购站，二哥高中毕业去参了军，复员回来后在职工子弟小学当物理教师。

18岁的李冬平毕业于那个城市的无线电技工学校，被分配到市邮电局的微波站当了一名技工。他默默无闻地干好份内的工作，在学校，老师认为他是一个好学生，在单位，领导认为他是一个好工人，其实又有谁知道他那痛苦得发抖的内心世界呢。

双腿残疾的大哥先是从收购的旧书旧杂志中选取了部分，临街摆了一个旧书摊，领了书刊营业执照，终于从贩卖旧书中打开了一条发家致富的捷径。他做书生意的渠道越来越宽，越来越广。

哥哥的小书摊发展成了小书店，他发现了做书发财的秘密，单单零售是发不了大财的。“生意做得大，就得搞批发”，这是书刊界流行的口头禅。靠他这个身体残疾的人去实践，显然是力所不能及的，

他把目光投到已长大成人又健壮如牛的两个亲弟弟，他们就是两只嗷嗷叫着，时刻准备窜下山林的东北虎。

他以长子的慈悲心怀告诉两弟弟：“只有从国家垄断的总发行利润中去抢饭吃，才能发大财。在国内对出版社的严格的控制中，

去获得总发行权，只有搞非法出版活动，别无其他途径，这就是出生于我们这种人家发财的捷径。”三兄弟像是饿绿了眼睛的狼那样合计着。由双腿残疾的老大坐镇看摊进行策划，负责从一批乱七八糟的刊物中截取其中的“精华”，诸如“老公公儿媳妇”、“小叔子和嫂嫂通奸”、“爸爸和女儿”、“浴缸里的女尸”、“我的ji女生涯”等等，汇编成书。老2搞发行，老三跑印刷厂，从而形成李氏编、印、发地下非法出版一条龙生产运销渠道。于是老2夏平、

老三冬平双双辞职下海，搞起了书的生意。随同两兄弟下海的还有两个媳妇。冬平的媳妇比他大3岁，是妈妈在纺织厂的徒弟。

她同情冬平一家的遭遇，经常帮助师傅做些家务，对冬平始终施予了姐姐对弟弟的那种关爱。在老太太撮合下，他们结了婚。妈妈说：“女大三，抱金砖，这是老辈留下的经验，听老娘的没错。”

那些从李家三兄弟小书店飞出的“非法出版物”，严格地说不是什么黄色书刊，却是一些标着耸人听闻标题，大部分都是内容打“擦边球”的灰色刊物。时间一长，数量一多，终于引起了当地公安部门的注意。

那年，他和媳妇在省城郊区的一家小印刷厂偷偷印制这些杂志，恰逢公安部门对印刷厂进行检查。他十分侥幸地带着怀孕的媳妇乘着出租车匆匆驶离印刷厂，后面警车紧跟着追了上来。

那危险就像是追捕电影里的镜头，前面他拿着小匕首抵着驾驶员的额头，后排坐着他怀孕的媳妇，后面警车在追赶。幸亏当时公安配备的交通工具不够现代，只是一辆国产的黎明吉普车，跑不过桑塔纳。出租车开到一半，那辆尾随追踪的车竟然抛了锚，熄了火。他出了一身冷汗，甩出了3张百元大钞，桑塔纳车一直把他送到了大哥开的书店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