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闹的街市时，店铺两旁神色忧郁的老乡用关切的目光注视着这支衣衫褴褛的队伍。这时他们反而从容坚定起来，人人昂起了不屈的头颅，步伐也开始铿锵起来。青年虽然赤着脚，光着上身，步子有点趔趄，但他也努力使他自己从容镇定一些，一副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样子。他们努力要给老百姓看一看，铁的新四军战士是可杀不可辱的。青石板路上留下了他们的步履，留下他那滴着鲜血的脚印。他为此而感到骄傲。

他们被关进了伪警察局的土牢里。

在阴暗潮湿的牢房中，他赤身抱着小挎包坐在泥地上。马克思的像真的成了他的护身符。牢中每人每天只有一顿饭，那是一碗夹杂泥沙和麦粒的米饭，放上几块烂茄子。当晚他就发了疟疾。

在土牢里，精赤的身子，被潮湿所包围，身子发冷时就咬牙顶住，身子发热时就顶不住了。他躺在潮湿的地上，喘着气轻轻地哼着。时间就这样一天一天过去。

到了第六天中午，他发烧发得几乎昏迷过去，他被几个伪军架着拖了出去，在铺着青石板的路上拖过。他们被带到了一座大寺庙里。他恍惚着看到眼前是高高的台阶，宽大的厅堂，他已虚弱得坐不起来，眼前金星乱晃，双手扔紧紧地攥紧身下的挎包。他躺在地下，那个穿皮靴的伪军头目开始发话。

这个家伙，这回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和和气气地说：“决定放你们回新四军哩。请你们带个口信给你们的长官，一是请他不要围困攻打这里的据点，二是不要破坏公路交通。如果答应，兄弟保证把押在这里的几十名服务团的团员全部释放。本长官宽大为怀呢，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否则哈哈，别怪兄弟不客气。”

训完话，伪军头目和颜悦色地吩附伪军好好招待新四军的兄弟们。伪军们忙不迭地端来大米饭，红烧肉，烧茄子，最后竟然还上了切开的西瓜。

又饥又饿的他们不管三七二十一，毫不客气地大吃一通。青年正发着高烧，他没有吃米饭，只咬了一小块西瓜。听说要让他们回部队，精神为之一振。吃完饭，他们又被押回了据点。这回没有捆绑他们。

被俘的第七天，他们6人又被叫到院子里，那个伪军头目又分别给了每人几张伪币，竟还伸出手和每人握了握。最后龇着满嘴烟垢的大黄牙说：“你们出了据点后，就朝东面的方向走，你们的部队就在那边。见到你们的长官，莫忘了帮兄弟美言美言，兄弟当这差也是出于无奈呢。小鬼子我也恨哩。”说完向他们挥挥手。

做梦也没想到，他们就这样在被俘7天后竟获得了自由。几名伪军陪着他们穿过广场，走过铁丝网，涉过小河，通过哨卡，然后他们就上了大路。

他们穿过铁丝网防御工事时，有几队伪军正在操场上出操。队伍周围整整齐齐地放着几十挺轻重机枪。他们心中清楚，这是伪军在向他们显示实力。

青年在老乡家里用伪钞买了一双千层底布鞋，在班里同志的搀扶下走上了大路。太阳落山的时候，他们回到了自己的部队。

后来他们开玩笑地说：“这次脱险，完全是依赖了马克思这位党的老祖宗在天之灵的保护。”其实，这是一旅首长向据点伪军发出了最后通牒，如不放人，立即进攻据点，武力解决，敌人害怕了，也为了留一条后路，才同意放人。以后，其他被关押的同志也陆陆续续被放了回来。这是新四军军史上一段著名的公案，被称为“小灶事件”。只是到了27年后的1967年，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中，“小灶事件”又重被提起，参与事件的这批文化服务团团员尽数被审查。那时的青年已成了党报的总编辑，被当成“叛徒”押解到溪城的“五七”干校，被整得死去活来。这是后话。

说到这里，老荣对听得入神的郑东神秘地眨了眨眼睛继续说：

文化大后，落实政策，当年的总编辑已进入了老年，他被任命为新组建的出版厅厅长，这就是我们的老厅长高洪同志了。这块马克思的木制头像版子和用这个版子印的共产党宣言油印本，他一直珍藏着，既是表示对马克思的景仰，又表示对那段脱险经历永久的纪念。80年代初，德国社会民主党出版代表团来a省访问时，高洪同志亲手将这块木刻版马克思头像和油印本共产党宣言赠送给了代表团。高洪同志还颇有感情地介绍了那段奇特的经历。当年我是翻详。”

“想不到，高洪同志珍藏的文物被完整地移交到了马克思故居纪念馆，被永久地向世界公众展出。”老荣一边笑，一边指着橱窗中的实物对郑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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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荣和郑东边谈着边走出了马克思故居纪念馆的展室，来到了二楼展室外的走廊。

走廊里盛开着鲜红的太阳花，在下午的秋阳照耀下发出火一样的光彩。下午的阳光把老荣那棱角分明的脸庞镀上了一层金色的光环，显得蛮神圣的样子。他们从走廊向下去是一个小小的天井，那里曾经是马克思家的小花园。绿色的草坪上开满了红、黄两色的郁金香。在那里可以看到远处小教堂的尖顶和古罗马城堡的断垣、竞技场的残壁、皇宫的遗址和横跨在摩泽河上的石桥。17世纪建造的这些古老的建筑群，显示了特利尔作为中世纪一个天主教大公国首都历史的悠久。这是一座古老而美丽的城市，四周依山傍水，山岗上长着葡萄藤和茂密的小树林。清澈见底的摩泽尔河由山谷中滔滔而出，从特利尔城的西侧穿过。河的两岸长满了美丽的芙蓉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