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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爵士的后人，具有随时借阅图书、鉴赏藏品的特权。老太太兴奋地说：“那里除了古希腊罗马的许多艺术珍品外，东方馆里还陈列着不少中国历朝历代的艺珍品，如唐宋的名画，明清的瓷器，敦煌的经卷。最有名的是晋代顾恺之的女史箴图。博物馆专设的大英图书馆曾是当年马克思博士撰写资本论的地方。图书馆的档案记载，马克思博士在英国的20年里在大英博物馆借阅了1500余本书籍和小册子，

其中有800余本著作在他以后写的资本论中引用过”

我在与老太太的谈话中发现这位孤独的老人知识丰富，涉猎的书籍极多，和她的交谈本身就是一种享受。在没有了语言障碍的时候，我们互相都感到了双方感情的接近，那是因为双方知识的互补，使各自都感觉到两人的交谈本身就是一种精神上的慰藉。以至于在我离开英国，告别老太太的时候，双方都感到了深深的忧伤。老太太称我为“亲爱的孩子”，我像是亲吻自己的母亲那样，吻了吻老太太的双颊，明显感觉到了老太太温热的眼泪流淌到我的脸上。

老荣讲到他与老太太那段形同母子般的异国情时，郑东竟调皮地眨巴着眼睛，对老荣说：“想不到，我们荣大爷在英国还有一个老情人，真正是魂断康桥啊。以后怎么样了肯定是你老兄把老太太抛弃了，另寻了新欢。”

老荣正色道：“郑东，你小子不要胡说八道，我和老太太的感情是纯洁的。以后仅仅是每年圣诞节互致问候罢了，直到老太太孤独地走完人生的道路。也就在谭冠出访英国那次，说句心里话我是真想到英国去看看的。遗憾的是，老谭他不需要我去，而是带年轻的大学生去了，使我失去了一次再去看看她老人家的机会。”说到这里，老荣的小眼睛里噙满了泪水，仿佛很悲伤的模样。

第二天，我从剑桥去了伦敦。

泰晤士河水弥漫出的雾气使伦敦雾蒙蒙的。

在伦敦城北的鲁塞尔大街北侧的罗素广场上，我看到笼罩在大雾中的大英博物馆。那是一幢古罗马式的建筑群。半圆的拱门，饰以各种精美的雕刻，门和窗都饰以圆弧型的拱环。穹隆形圆屋顶，拱型的四壁，门旁、柱廊等处都饰以石刻雕像和浮雕，是一幢典型的西方古罗马拜占庭式建筑。它有着几分天国世界的尊严，这是大英帝国鼎盛时期的风格。那时日不落帝国像一只巨大的章鱼，将它的触角伸向四方，扩展到世界各大洲，掠夺了世界各国的大量珍品。致使博物馆一再扩建仍然无法容纳越来越多的藏品，我去参观时博物馆展出的展品不足馆藏的五分之一。

郑东听到这里愤愤地说：“这些无耻的强盗，四处伸出爪子，又偷、又抢、又骗，中国的那些瓷器、字画是从故官里抢来的，那些敦煌经卷是那个叫斯坦因的文化骗子连骗带偷弄到英国的，这些当然也是和清政府的腐败、官员的颟顸有关，这些偷抢、骗来的东西竟然还不知寡廉鲜耻地到处炫耀，就有如是吸了别人的血，终于长出一身肥肉，于是到处炫耀自己的肥胖一样无耻。昨天我们在法兰克福书展，看到张丽姗那小妮子，看上去文质彬彬的，心里却也藏了一个强盗情结呢。这是和谭冠、邬历的暗中支持、纵容有关的。听说，那小娘子临走之前，谭冠密嘱邬历暗中交给她厚厚一个信封呢，不知道里面放着什么玩意儿。”

老荣看他又要借题发挥大骂谭冠、邬历，于是赶紧岔开话题说：“你老兄说得不错，在大英博物馆的二楼专设一亚洲沙龙，这名字起得挺雅，其实全是强盗抢掠的炫耀。这里陈列着亚洲各国的名画，其中有我国晋代顾恺之的女史箴图，元代赵孟；颐的双马图。这些都是我国古代绘画中的无价之宝。在英王爱德华七世的纪念馆中还展出了大批从宋到清的历代瓷器，此外还有一些商周铜器。你如果仔细观察、还会发现这些展品铜牌下面都有英文说明，说这些画是作战部所赠、那些瓷器是海军部所赠，显然是清朝末年英国人随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掠夺而来。至于那些敦煌，大部分是英国骗子斯坦因买通了当地官员和看洞的道人骗去的。”

郑东接着说：“当年谭冠先生不是专门带着老总编和小法学专家专门到大英博物馆来谈这敦煌的合作出版问题吗”

老荣说：“哪里出版得了，英国人当年抢了、骗了人家的东西，占为己有，现在还来狮子大开口，这价格别说一个谭冠，10个谭冠也出不起。”

郑东接着说：“哪里真正想去搞什么合作出版，明明找着借口出国旅游，出版协议未捧回来，倒捧回一堆英国高档画册。他以为英国人会有忏悔之心，发发慈悲，免费把抢去的东西无偿奉还，那是做梦，就像天真的领导总希望贪官能够廉洁自律，也即用道德信条来约束他们就能够不贪污、腐败。中国的泛道德主义排除了理智对于情感的约束，使道德替代法治，而不从机制上、体制上解决以权力制约权力，以公众和社会的权力来监督政府的权力，就有如希望虎狼不吃肉或者吃了肉再把骨头吐出来一样，贪官能不贪财吗只不过贪官的贪法有不同。明目张胆地贪叫武贪，那是一种公开地鲸吞或掠夺。张开血盆大口般地撕咬，生吞活剥似地茹毛饮血，就像王宝森那样巧取豪夺式的贪叫文贪。那就是巧妙地，斯斯文文地，甚至是打着改革开放旗号把国有资产集中到餐桌上，餐桌上坐着一大群自己的哥儿们、姐儿们，或者亲戚、朋友，按职位高低排好座次，互相微笑着拿起刀叉极有分寸地分享这顿免费的工作午餐，这是在利用利益调整的机会进行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权力是在党同伐异中集中分配，财产是在按权力大小分割的。比如谭冠和崔牛牛所设想的发行集团，就是把地方上原来政企不分的新华书店的权力和财产集中省里，使省新华书店成为事实上的权力管理机关和经营单位，也就把小家小户的地方食堂集中到大家庭似的豪华宴席，使崔牛牛支配国有资产的权力更大。因此，新华书店的产权不变革，全民所有制所有者缺位的问题就难以解决。而像崔牛牛这种内部人控制下的委托代理人，在未建立民主程序的法制化委托前，只能是谭冠个人对于权力的私相授受。他是不受全民所有者监督的，只对谭冠个人负责，包括谭冠在台上直至下台，台上对谭的权力负责，下台对谭的人情负责。因而他完全可以利用看管国有资产的权力任意支配国有资产乃至化公为私，为自己牟取私利。比如谭冠的亲友就大量云集在出版、发行部门。他们的亲信也起而效之，成为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利益集团。与谭冠大人那任人唯亲似的人才战略相配套，那只会是亲友、哥儿们集团对国有资产的巧取豪夺。谭冠的子女连媳妇都在出版系统，一个个人模狗样、狐假虎威似的。崔牛牛的亲友有多少在新华书店系统或以新华书店进入指标相交换的各色关系户，你统计过吗这种近亲繁殖，只能使机关和企业素质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