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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的步伐，甚至先退一步也未尝不可。

如果朱代东现坐主席台的中央，他会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解决这件事。但今天，负部责的是市委蔡

文敏和市长黄子良。自己还只是一只小虾米，市政府里面，还没有到被摆到台面上来的时候。

望着窗外外面的人山人海，听着他们的漫骂和指责，朱代东心想，中国的改革必将艰难而漫长。而这

仅仅还只是经济改革，如果以后进行政治改革呢现进行根本不敢想像，经济改革没有达到一定的成就，

政治改革根本不可能提上日程。要不然的话，就连经济改革也必将失败

如果此时启动政治改革，民主的制度环境下，这种迈向私有制经济和阶级社会的转型是根本不可能进

行下去的。人口如此之多家底如此之薄即使平均分配到个人，每个人又能得几何中国的事，再大，

平均到每个人头上，都成了小事。但如果每个人的小事，汇聚到一起，就会变成大事

当民众明白自己将要到手的是什么时，难道他们还会赞成这种瓜分公有制的改革，何况还有俄罗

斯的前车之鉴除非采用欺骗和不负责任的承诺，否则，如果让民众自己选择，大多数人可能都宁愿回到

没有贫富差别、没有竞争压力的大锅饭时代。谁还会管它大锅饭到底能吃多久

对于市里的国有企业改制，朱代东是举双手赞成的，但对于这种改制的速度，他却有些不以为然。沙

常有句老话，是快三分假。没有学会走，又如何能去跑一下子全市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国有企业改制，

一下子将十万下岗工人推向社会，一下子也会增加各种矛盾比如今天的事，工人有错，但市政府也未必

无过。

只可惜朱代东的这些想法也仅仅只能自己想想而已，不要说实施，能跟别人说说都不可能。朱代东倒

是雨花县慢慢的实践着自己的理论，县里现只对几家濒临破产的国有企业进行了改制。而对其他几家举步

维艰、勉强支撑的国有企业并没有太大的改制。只是引进了沿海的一些先进管理经验，和竞争机制。

对国有企业改制，大的问题就是工人的安置，雨花县的私营企业和外资、合资企业没有蓬勃发展起来

之前，对国有企业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未必就是件好事。现那些国有企业，就像一种社会福利机构，代

替政府安置着那些以后将要下岗的工人。

朱代东他是人，而不是神，他不可能让每一家企业一到自己手上，马上变成会下金蛋的母鸡。没有一

定的条件，没有一定的优势，企业要实现扭亏增盈，不会那么简单。

朱代东装着听蔡和黄市长的讲话，实际上早就神游天外，他这里，只有听和想的权利，而没有说

和做的资格。

市委决定，由市长黄子良出面，先接见工人代表，安抚群众，听取工人的意见。很快就有消息传来，

工人代表们提出了要求：一、补偿没有到位的工龄买断钱；二、解决下岗工人的医疗保险问题；三、补偿

不到位的失业救济金；四、要求和目前的没有下岗的职工享受同样的待遇；五、合理解决养老保险问题；

六、追究三四六七九厂和沙常机电厂走到今天的原因，严肃惩处贪污分子，给广大职工一个交代。

朱代东听到条件，心中笑了笑，提出这样条件下人，一定是个理想主义者。

第二百七十二章谈判陷入僵局

第二百七十二章谈判陷入僵局

改革的目标之一就是要孕育出私有经济，化生出阶级。转轨过程中，“公平”是暂时不能不被置于第

二位的价值。要刺激起经济增长的效率，建构起经济发展的动力，对“公平”的关注，暂时就只能止于底

线之上。

什么是底线，不造反、不做出打砸抢的事、不扰乱社会秩序、不违反法律，这就是底线

这实际上又回到马克思以前的公平观

传统观念认为，结果平均的“公平”，只是一种空想。现实可行的，是阶级社会中人人有机会改变命

运的“机会平等”。

马克思蔑视这种公平，认为资本主义的“机会平等”中蕴藏著大量不平等的罪恶。老马是对的，真正

的“公平”只是一种理想，现实中从来不曾有过。老马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设想通过消灭“私有制

”来消灭阶级，实现结果平均的理想。但一方面私有制的消灭抹杀了社会分工，使社会发展丧失了强大的

动力；另一方面，公有制国家的强势集团私有财产之外据有了大量特权，制造了的不平等。

事实上，只要资源稀缺性存，实际占有上的不平等就不会消失。反复试错的结果是，人们不得不接受

“机会平等”的有限公平，承认私有制和阶级社会的合理性，容忍一定程度的不平均结果。中国正处向私

有制经济和阶级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其间的不平等，必然比已成型的阶级社会甚。

也正是因为如此，朱代东很理解今年国务院主导的宏观调控中，不放弃低效的国有经济。中国的事情

很复杂，不能完全按经济规律办。给陷入困境的大型国企输血，既是一种政治上、意识形态上的必要妥协

，是一种顾虑到大多数人即时利益的策略让步。

如果国家金融力量转而支持私有企业，那么本来就已经陷入困境的国企，遽然断奶下，必然会訇然倒

下。那不但政治上不好交代，成千万上亿的失业工人无法安置。正扩张中的私企难道能容纳下这么多工人

中国的失业问题，根子人口过多，劳动力过剩，只有低效率的国企才能容纳这么多“多余”的人。这

是一种变相的社会保障机制；这也是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建立完善以前，低效率的国企有必要力维持的理由

。

转型期也是敏感期，稍有风吹草动，就可能成燎原之势。国企倒闭，大量工人突然失业，而私营企业

聚集和增殖的财富短期内又不可能转化为社会福利，怎么办改革不能不瞻前顾后，匍伏而行。

如果让朱代东代替黄子良选择，他会接受一部分工人代表的意见，但对于其中的一些要求，却要坚决

制止。比如“要求和目前的没有下岗的职工享受同样的待遇。”这不是开玩笑么改革就是要打破大锅饭

，你下岗了还要享受职工人的同等待遇，那别人的积极性又怎么提得上来真要是这样的话，那人人都喜

欢下岗。

对于前面的三条要求，可以有选择性的接受一到二条，全部答应不可能。至于惩治，可以忽略不提

。朱代东人虽然大会议室里，但对旁边不远小会议室中，黄子良跟工人代表的谈话，可是听得一清二楚。

可他也仅仅只能听听而已，包括田宇豪内，到了这里，都只有乖乖听指示的份，绝对不能胡乱发表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