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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说道，“杨玄感能够拿下东都，不过”

众人的目光齐齐望向柴绍，等待他说出关键之处。

“坚守东都，关键不在于能否守住外郭，而在于能否守住宫城和皇城。”

洛阳扩建工程历时十个月，初始叫东京，后又改名为东都，其建筑布局基本上与长安、大兴城类似，城中分为禁中皇城、中央府署所在地的宫城和贵族官僚、平民奴隶所居住的外郭。洛水穿城而过，把东都划分为南北两区，其中洛水以南就是外郭城，方圆五十里，九十六坊；而洛水以北则是皇城和宫城所在地，还有一半主要由贵族官僚居住的南外郭城，有三十六坊。

帝国京都的政治中枢在皇城和宫城，只有拿下皇城和宫城，杨玄感才算攻陷了东都，才算在政治上赢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伽蓝的目光从众人脸上一一看过，最后与刘炫四目相对。

刘炫手抚长须，缓缓说道，“将军若想所有作为，必须抢在杨玄感之前赶到东都。”

第一百八十六章近乡情更怯

刘炫这话说得有些虚了，以伽蓝目前的身份地位，到了东都瞬间就会被成千上万的达官贵族所“淹没”，不要说有所作为，连“冒头”的机会都没有,当然，假如伽蓝是河内司马氏的子弟，假如能赢得崔逊、李建成等豪门子弟的帮助，或许还有一显身手的机会，但问题是，崔逊、李建成之辈会给他机会吗显然，这些豪门子弟根本不会给予伽蓝任何机会，拿伽蓝当刀子当奴隶使唤可以，平等相待利益共享那是绝无可能。

伽蓝摇摇手，脸上露出嘲讽之色，不知是自嘲，还是鄙视那些高高在上的贵族官僚。

“东都有某的亲人，有某的兄弟朋友。”伽蓝嘶哑的声音听起来充满了沧桑和刚毅，“所以某要去东都，要抢在杨玄感攻占东都之前找到他们，保护他们。”

众皆无语，内心更为忐忑。伽蓝对未来似乎很悲观，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难道皇帝和裴世矩因为过度自信，错误地判断了东都形势，导致伽蓝现在手足无措、一筹莫展

“近乡情更怯。”刘炫长叹，“伽蓝，该回家了。”

众人蓦然想到伽蓝的出身，不禁齐齐注目望去。

伽蓝负手而立，抬头望着璀璨夜空，心神仿若随着流星一起坠入无边黑暗，一股浓浓的悲伤渐渐淌出身体，弥漫四周。

“派人去临清关。”低沉而嘶哑的声音忽然打破了深夜的静寂，回响在众人耳边。

初七日，凌晨，丑时三刻。

伽蓝在睡梦中被楚岳喊醒。高泰飞马回报，延津关失陷，杨玄感的军队正从延津关方向连夜渡河南下。

伽蓝的推断得到了证实，那么在杨玄感带着主力渡河南下之际，会不会安排一支军队继续攻打临清关，以期与河内同党前后夹击，继而夺关西进，从河阳、孟津一线直杀东都，切断关西和关东之间的联系假如此策成功，长安援军受阻于潼关、函谷关一线，那么阻碍杨玄感攻打东都的第一个条件也将失去。当然，这个条件能够实现的前提是长安必须忠诚于皇帝，并在第一时间驰援。长安是否忠诚于皇帝是否会在第一时间驰援东都

关陇本土汉姓世家贵族与河洛汉姓世家贵族一样，都是帝国的既得利益集团，对皇帝所推行的激进改革策略持反对立场，比如京兆韦氏、武功苏氏、河东柳氏，而从关陇崛起的武川系贵族集团也是既得利益集团的一员，他们对皇帝的忠诚与他们在帝国所享有的权利是对等的，因此，留守或者固守于西京长安的大部分都是这些保守派或者中立派贵族，他们不愿意到东都去，而皇帝更不想在东都看到他们。由此推测，长安的贵族官僚们是否忠诚于皇帝，是否在第一时间驰援东都，并不乐观。

另外，无论何时都不要忘了山东贵族集团。

从中土盛行的近四百余年的门阀士族政治来说，关陇贵族集团是中土的新兴贵族集团，其崛起成长的历史尚不足百年，而山东贵族集团却是传承数百年乃至上千年的世家豪门，两者在历史底蕴、政治声望和政经影响力上有着明显区别。中土统一后，这两个贵族集团在帝国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中大打出手，这给了皇帝和改革派官僚不断调整“再分配”方案的机会，而权利受损的贵族集团旋即联手对抗皇帝和改革派官僚，他们的“武器”就是皇统，于是从太子杨勇开始，秦王杨俊、蜀王杨秀、汉王杨谅，一个个葬身于残酷的政治斗争中，皇家家事之不幸，人生之悲惨，可谓惨不忍睹。今上在皇统的厮杀中艰难胜出，而掌控天宪之后的今上，把全部的愤怒发泄了出来，以改革为武器，向帝国整个既得利益集团，包括贵族集团和官僚集团，发动了近乎疯狂的“报复”。

然而，既得利益集团太庞大了，近四百余年的门阀士族政治也太过根深蒂固了。

自魏晋开始，门阀和地方势力坐大，皇权式弱，中央权力弱化。而自五胡十六国开始到中土统一之前，北方是汉虏共治，汉人的中央集权制和虏人的部落制混为一体，汉虏两姓的世家贵族掌控王朝，王朝频繁更替。南方则是皇族和门阀共治，先是王与马共有天下，其后便是贵族权臣的天下，王朝也是反复更替。

中土统一后，先帝的改革宗旨就是皇权的集中，中央威权的提高，以图重建真正的中央集权制。但因为世家贵族和地方势力太大，皇权的集中是以暴力掠夺相权为代价。相权某种程度上就是中央威权，所以中央威权不增反减，出现了中央式弱，皇权和地方势力两头坐大的畸形政局。今上继位后，进一步扩大中央机构，进一步掠夺中央权力，由此进一步弱化了中央威权，而改州为郡，在减少行政区域的同时，实行中央、郡、县的三级行政制度，其本意是集权于中央，以便中央垂直管理，但实际情况是地方势力迅速集中，与中央形成抗衡，中央威权由此进一步弱化。

也就是说，今上的激进改革，结果与他的初衷完全背道而驰。皇权是集中了，但世家贵族及其控制的地方权力也更大了，而中央威权的持续弱化，导致中央迅速失去了对地方的控制，其中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过度役使民力，以致民怨沸腾；肆无忌惮的贪赃枉法，中饱私囊，以致义仓空虚，赈济不力；更可怕的是，世家贵族和地方官府抱成一团，沆瀣一气，欺君罔上，欺上瞒下，像铺天盖地的蝗虫一样不顾后果地掠夺帝国和帝国民众的权力和财富。

这种政治背景下，东征加剧了社会矛盾，加深了帝国危机，而以杨玄感为首的关陇保守贵族集团的造反，名义上是反对皇帝的改革，是为民请命，为苍生某福祉，实际上是既得利益的贵族集团内部因为“分赃不均”而大打出手，他们要自己控制帝国权柄，以便为自己所在的贵族集团攫取更大的权力和财富打开方便之门。至于帝国、皇帝和平民的生死，根本不在他们的考虑之列。

由此推测一下，此刻那些身处西京的那些山东贵族，他们是支持杨玄感还是忠诚于皇帝答案不言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