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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有两件事惹的总裁不高兴啊。”
关于王天木的事，高梵略有耳闻。1934年初，天津站特务在天津意租界将热河省主席汤玉麟的小孙女绑架，勒索五万元分脏。蒋介石查知后，非常气愤，责令戴笠查处。
1934年春，王天木同天津行动队队员胡大虎，在北平前门逛八大胡同。不想与人发生了冲突。胡大虎是黑道出身，将人打死。尸体放在一个装衣服的箱子里，从青楼后门带出街外，用黄包车拉走。不知是什么原因事态暴露了，一时“箱尸案”轰动北平，大报小报均刊登了消息，最后这件事竟传到蒋介石的耳中。蒋介石大怒，下令严办。结果，胡大虎被捕正法，王天木被判处无期徒刑，关在南京老虎桥陆军监狱中。后军统天津站进行大规模改组，改由王子襄担任站长。
陈恭澍打开房门，拉住房高梵的手说：“咱们今天不谈别的，只是见见面面，叙叙旧。对了，还有一个人，不知道你还认识吗，他叫徐远举，现在是军统海站特工二组组长。他是黄埔七期的，如今很得戴处长的赏识。”
高梵又摇摇头。
陈恭澍微微一笑，拍拍高梵的肩膀：“不认识不要紧，见了面就认识了，他正在“上海老饭店”等着我们呢。”
两个人离开房间，高梵坐上陈恭澍的黑色轿车，穿过南京路，拐了几个弯，停在了“上海老饭店”门前。
第二百零九章谍战上海滩
上海老饭店创建于清光绪元年，原名“荣顺馆”，饭店外观为飞檐翘角仿明清风格，古色古香。它地处繁华街区，紧邻外滩、南京路。老饭店的创始人是浦东川沙人张焕英，原是个厨师。1875年，他在南市新北门内城隍庙西首一条叫旧校场路的小马路上，租下了一幢年久失修的小楼，开了一家小饭馆，取名荣顺馆。这家饭店设备陈旧、店堂狭小，老板自己掌勺烧菜，老板娘和儿子端菜、收账。虽然只是一家小小的“夫妻老婆店”，但因张老板烹调技术高超，烧的虽是肉丝黄豆汤、酱肉豆腐等上海家常菜，但味道鲜美、价格低廉、经济实惠，很受普通市民欢迎，开市不久就客源兴旺。
随着饭店生意越来越好，老板就在店名“荣顺馆”前加了个“老”字，成了“老荣顺馆”。店内不少常客嫌“老荣顺馆”叫起来麻烦，干脆只取一个“老”字，把它叫作“老饭店”，日子一久，渐渐叫出了名，老板也就索性把店名改为“老饭店”。酒香不怕巷子深，当年“老饭店”虽地处陋巷，但由于名厨高手代代相传，名声始终不衰，狭小的旧校场街也因此车水马龙，热闹起来。
高梵随陈恭澍走进老饭店，服务生把他们带进一个包间。里面坐着三个人，其中一个英俊的年轻人站起身，迎过来，握住高梵的手说：“13号不，高老弟，几年没见，你变得的更潇洒了。”
高梵的手被紧紧握着，却神色恍惚，他根本对此人毫无印象。
“高梵，你真不认识他了，他就是徐远举。1932年你们曾经一起参加过军统培训班。而且，你们和戴处长三人，都是黄埔七期的。”
“哈哈哈，高老弟这是贵人多忘事。”徐远举略带嘲讽的笑着说。
“徐兄刚才说的13号又是什么意思”高梵奇怪的问。
“哦，那是你的代号，咱们不谈这个，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陈恭澍又介绍了另外三位同僚，都是上海站的高级特工。他们坐下来，陈恭澍对高梵说：“本来戴处长要过来的，他临时有事，来不了啦，叫我们几个陪你，为你接风洗尘。咱们有几年没见了，今天得好好喝一场，咱们不醉不归。”
菜上来了，都是“老饭店”的招牌菜，有虾籽大乌参、红烧河鳗、扣三丝、油爆虾、糟钵头、八宝鸭、八宝辣酱等，摆满了一桌子。高梵虽不能喝酒，但每个人敬的酒，他还是喝干了，头脑开始发晕。
这时，徐远举倒上酒，对大家说：“我明天就要离开上海了，不知何时才能相见，来，咱们共同干一杯。”
“徐组长，要离开上海，去很远的地方吗”高梵端起酒杯好奇的问。
“哦，徐组长得到了我们戴处长器重，将出任“护送班禅专使行署”少将参谋，到西藏开展情报工作。”陈恭澍说。
几个人都举起酒杯，恭贺徐远举升迁。
“其实这次破获“怪西人案”，徐老弟功不可没。”
“哪里哪里，这都是戴处长英明果断，以及少校行动组长沈醉和众位同仁的齐心协力。”徐远举谦虚的说。
“怪西人案，这个案子听起来倒挺稀奇。”高梵说道。
“哦，这是最近破获的一起间谍案，怪西人案又称诺林事件，在审讯中，因为这个西方人，一言不发，我们称他为怪西人。”接着陈恭澍向高梵讲述了整个事件的始末。
很显然，诺林事件是上海滩最令人惊讶的间谍案，简直就是一个神秘的故事。海莱尔诺林的真名叫雅可夫儒德涅克，他是共产国际国际联络部经验丰富的特工人员，在上海他以法文和德文教授身份工作，而实际上他在领导共产国际远东局的组织部。在妻子塔尼娅诺林的协助下，他的职责范围包括：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与中国共产党之间、ceei与feb之间、feb与之间、feb与远东其他共产党之间所有的通讯，其中不仅有密码电报，也包括信件、包裹、非法印刷品等。他必须把从大都会贸易公司收到的汇款分发给feb、、共产青年国际等组织。公寓和房子，无论是用来居住，还是干业务或者是开会，都得由他来租借。掩护点的地址、邮箱和电报地址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