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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那里得到远洋渔业的资料吗”
“当然可以。”胡文海拍了拍胸口，信誓旦旦：“组织上如果能信得过我，我可以和我的孩儿她妈联系一下”
“呃”
池秘书这才记起来，自己面前这个没有二十岁的年轻人，已经是一个女孩的父亲。而且，孩子的母亲，还是一名苏联kgb的“大姐姐”。
而苏联在远洋渔业上是很有积累的，早在20世纪初苏联就在搞远洋渔业。到八十年代，因为苏联本身粮食供应的问题，对开发远洋渔业特别上心，世界上最全的远洋渔业资料，和最大规模、技术最先进的远洋渔业船队就在苏联。
池秘书哭笑不得：“我说小胡同志，你这是真的要给海军解决经费问题，还是打算假公济私啊”
“这个么，我当然是一心为公的”
胡文海挠头大笑。
“可是苏联人不会这么容易，就把资料拿出来吧”池秘书无奈的跟着胡文海笑了几声，就把话题转了回来。
“说到底是情报问题，渔业资源的资料，kgb肯定有调用的权力，只要拿出苏联人无法拒绝的条件就行了。”
池秘书好奇：“哦，什么条件”
“嗯。”胡文海摸着下巴，思考片刻：“我们可以试试看鸭毛换情报。”
“鸭毛”池秘书有点反应不过来，苏联人要鸭毛有什么用
“对，就是鸭毛。”胡文海点头：“池秘书可别小看鸭毛，不，准确的说应该是鸭绒。这东西，可是苏联人无法拒绝的。”
第二百六十七、八章二吴
第二百六十七章
海军的问题是海军要自力更生，相较于三百万的陆军和遍布全国的空军，八十年代的海军只能算是小小兄弟。
不论是规模还是预算资金，穷，几乎就是贴在海军脸上的标签。
可也正因为规模小，所以他们更有可能凭借自己的努力完成自我的更新换代。也正是因为穷，海军自我进化的愿望，比陆军和空军都更强烈。
胡文海只是负责指出一条道路，提供海军缺少的资本关键技术，其他的具体工作还要看他们自己。
究竟能否说服海军接受这个方案，由此需要投入多少资源，这就不是胡文海能够左右的了。
池秘书带着胡文海的“奇思妙想”回了帝都，远洋渔业的开发究竟能否通过，那就不是他能够左右的了。
不过大概是对胡文海如此积极为海军出谋划策的投桃报李，没有几天一个好消息就从天而降了。
为了这个消息，胡文海甚至连难得的休假时间都放弃了。登上挂名空军的黑鹰直升机，以最快的速度赶到了帝都。
在帝都，一个改变历史的机会正在等着他。
就在胡文海赶往帝都的时候，一个德国人的名字，正在迅速的成为中国改革开放新的宠儿。
维尔纳格里希，这个来自德国的退休老工程师，获得了全中国人的注目。
1984年，一个资本主义德国人，成了社会主义中国武汉柴油机厂的厂长。而到了1985年。在格里希的管理下。武柴以无比华丽的姿态完成了自己的重生。
曾经产品严重滞销。亏损和低效率生产根深蒂固的武柴，就这样在一个外国人的带领下，变成了产品供不应求的明星企业。
针对这样不可思议的转变，中国各大新闻媒体都将目光瞄准了武汉柴油机厂和这个德国来的老人格里希。
很多人满怀期盼和疑惑，为什么一个中国企业在一个德国老头的手里，竟然就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
媒体们像是最好学的学生，希望能够在这个老头身上找到中国国企改革的方向和秘密。
老头格里希双手一摊，坦言。无他，管理严格是也。
说起来也真是没甚新奇，老头格里希能够将武柴扭亏为盈，根本原因就在于他是一个德国人。
洋大人认真起来，国企里的大爷们就好像被抽了一鞭子的狗一样，又勤快又认真的跑了起来。
格里希的成功经验无非是铁面无私、严格管理，他每天上班第一件事就是下到车间，手上一支吸铁笔，一把小锤子和一本记事本。
单单是因为对武柴车间工作环境的整顿，就让武柴生产的柴油机品质上了一个台阶。他痛快的将一个从来不到生产一线去的总工程师踢出了工厂。又顺利的重建了武柴工人对工作的责任心。
仅凭这三板斧，可以说是后世中国任何一个企业都能做到的程度。武柴就在他的手上起死回生了。
这件事情经过报纸的报道，甚至惊动了一位副总理，亲自跑道武汉像个学生一样，向格里斯请教如何管理一间工厂。
一时之间，中国人即欢欣鼓舞，又感到无比沮丧。
受到鼓舞的，是因为格里斯的工作证明了国企并非不能通过改革实现重生。
而沮丧，则是因为在中国没有国营企业的厂长能够像格里希一样“沙发果断”。
他的铁面无私，似乎在国企系统里根本无法实现。
关于国企改革的话题，再次在中国大地上火热的讨论了起来当然，整个八十年代，实际上国企改革的话题可以说从来没有冷却过。
正是在这一片舆论纷扰之中，胡文海的黑鹰直升机抵达了帝都。
和历史上相比，这时的帝都上层却更显暗流涌动。
格里希的事例似乎在这里没有引起历史上那么大的回应。
但很少有人知道，相比于历史上计件工资、质量管理、满负荷工作这样“平凡”的进步都能引起社会惊诧、中央侧目的局面，一颗堪比通古斯大爆炸的报告，早就在上层引起了狂风骤雨般的讨论。
这份报告，就是中央调查组对绣城现行工业体系改革的调查报告。
胡文海并不清楚，吕秘书离开之后，一支中央暗访调查组就进驻了绣城。对这个一直只闻其声、雾里看花，被刻意遗忘的权宜之地进行了细致的调查。
读作劳务派遣，写作“社会保障”的劳务用工制度，无疑为工人提供了一个稳定的生活保障，但同样剥夺了工人工厂主人翁的“权力”。
究竟能否允许这样改革，上层讨论中竟然普遍表达了谨慎乐观的态度。
说起来也不奇怪，这本来就是未来的改革方向。健全社会保障能够减轻企业负担，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让国企裁员和破产都有了可行性。
哦，对。在1985年还有一件值得书写的大事，渤海省盛京市的市长亲手将三张破产警告书，交给了颤抖着手的三家国企负责人。到1986年，这三家国企成为了新中国第一批破产的企业。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寻找下岗、买断和国企改革的理论和政策支持，是中国改革上层首要解决的问题。
历史上，可惜大下岗并没有等到社会保障在中国普及的那一天。然而时间不等人，一件正确而无奈的事情，硬上的结果就是几乎断送了公信力和基本盘。那些相信“国家不会不管我”的工人，最终成了最不相信体制的一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