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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依然是公器，不能市以私恩。天命之下的私天下意识形态，才是终结封建的原因。

大一统的政权，意识形态只能是一人之天下或者公天下，这是中国封建时代至秦而止的内在原因。只有家天下，才会分封，这是意识形态表现出来的政治原则。明朝分封，是从公天下回到了家天下，皇帝之下也是有臣有客。明朝严格说不是大一统的政权，其疆土内有封国，只是把封国弱化抗拒不了统一，是部分封建。

同样面临国破家亡，南明对于拥戴谁当皇帝争得一塌糊涂，南宋随便拉一个姓赵的就可以当皇帝。因为明朝是家天下，官员有家臣的性质，不会像宋朝官员那么随便。

明亡于内忧外患，被清所代。清朝是夹杂着对满族人内部的原始公天下，和继承自明的家天下，又承接了大一统的大杂烩政权。表现出来，就是浓厚的奴隶制遗风。这个政权的合法性是非常脆弱的，对意识形态的讨论，必然非常忌讳。王朝兴替，被扔到了垃圾堆里的天命、五德终始之说，不得不被捡了出来。

之所以会出现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来划分欧洲的白人兴起前的时代，是因为欧洲的罗马亡了。罗马亡了，欧洲的公天下、私天下这样的脉络就断了。入侵的蛮人，是从部落制进入家天下的，工业革命兴起之后，从家天下进入了公天下，几乎没有出现私天下的历史阶段。换句话说，欧洲没有大一统的意识形态基础。公天下了，便有大一统的意识形态基础。有了这个意识形态基础，就有统一战争的外在需求，有结成欧盟求统一的行动。

把唐宋连起来，看作一个整体，才能看出来，蒙古灭宋，中原文明到那时断了。蒙古灭宋几乎是相当于罗马被蛮族所灭，只是中原文明顽强，又爬了起来而已。

意识形态会外化为政治结构，形成制度举措，并有一系列的政治原则。

儒、墨、道、法，先秦诸子，主要是集中在政治结构的层次，涉及到意识形态的地方不多。把他们的理论分别，当成意识形态的分岐，历史就会成为一团乱麻。

中国传统对社会意识形态的划分是公天下、家天下、私天下，治乱循环，是在这个结构之内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及以后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社会这种划分包容不了中国的历史，套到中国来，就无论如何解释不了秦之后的历史时期。反过来，中国对天下属于谁的意识形态，是可以包容掉把历史划分出的那些时期的。

对历史进程的划分，是欧洲人根据自己的历史来的，并不是必然的历史规律。从他们的这种划分上，会推出共产主义这个大同之世，是因为公、家、私、公、家、私的中国历史，和欧洲的公、家、公对上了，大家在人类的理想之世上殊途同归。

意识形态是对历史和现实的看法，并以此而来的对未来的展望，如果社会基础出现了众大转变，意识形态的内容也会出现重大的转变。

这种泊来的意识形态和中国历史的不和谐，徐平前世可以不当一回事，到了真身临其境了，做宰相了，还当成理所当然把现实向里面套，他多大的心敢接拜相诏书。就像前世他作为一个小公务员，讲传统文化有人就拿着弟子规这种连村秀才都不屑一顾的东西出来讲，他可以当一个笑话一笑置之。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而已。自己治国理政了，那就完全不是一回事了。传统文化是先秦诸子，以及后世于其上生发的传、注，再加上各种政论文章，整个一大套的理论系统。通了，才有资格来做这个宰相。不通，皇帝问政一问三不知，前言不搭后语，皇帝不会信，百官也不会服的。

原始社会的公天下，到封建时期的家天下，然后就是私天下。秦的私天下政权没有合法性来源，很快就被汉取代。汉武帝用董仲舒，独尊儒家，不是要用儒家那一套治国的大道理，而是要给自己的政权一个合法性来源。董仲舒为了达到独尊儒术的目的，改了儒家的一部分理论，后世称其为曲改阿附，便就是因为此。

历史到中唐，汉武帝和董仲舒建立起来的天命之下的私天下系统，因为天命终不显于世间治乱，祐民者殃，虐民者昌的历史现实，已经难以为系。韩愈和柳宗元为代表的一部分文人，在削藩镇重建大一统的现实需求下，不得不为政权重建合法性。天命说的私天下中本就含有公天下的成分，去天命而求之于人，公天下便就应运而生。

不言天下非一人之天下，而言天下非一姓之永祀也，不是简单的文字差别，而是因为他们面临的任务是削藩镇。藩镇类于古时之封建，柳宗元才会斥家天下，驳封建。

到了宋朝，出于防五代重演的目的，政权开始把大政托于文人，提倡文治。对于政权的合法性，随之而来的意识形态，宋儒不得不上追汉唐，承韩愈柳宗元之后。到了徐平所在的这个年代，公天下的意识形态，与士大夫共治之的政治结构已经呼之欲出了。

有这个背景，徐平才会堂而皇之与赵祯如此问对。赵祯不会觉得奇怪，已经掌权的士大夫们会认可，一切才能顺顺利利地推行下去。

理通事顺，完成了道与术的问对，对天下的改革将顺利地推行。

不把道理讲明白，徐平终将是另一个王安石，最后还是回到治乱循环上来。

中国历史上的治乱循环，剥去天时、地理这些外在因素，而以国内剥削者和被剥削者这一对主要矛盾来观察，便就是剥削烈度加深，导致社会危机出现。政权不能够解除面临的社会危机，便亡于内乱。或者危机导致国力大减，亡于外敌。政权之亡，有亡于内部矛盾者，有亡于外敌者。亡于内是内政的问题，亡于外是军力的问题，两者有相关性，但又有根本的不同，不能够牵扯在一起，不然历史就看不清楚了。

这种治乱循环，放到资本主义时代，换一个名字，比作经济危机，也就通了。

周朝有天下八百年，最终秦灭六国而代周。周之八百年，虽有春秋战国之衰，却没有表现出这种治乱循环来，或许可以认为，治乱循环是大一统的特点，而不是家天下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