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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医治药，治下百姓有病得医，官之仁也。去诸般淫祀，行教化于治内，使民不受淫祀之祸，官之仁也。举之万端，利百姓，官之仁也。”

“以仁义治天下，则知仁当行于朝廷，而不必求之细民。民之仁者，遵朝廷法度者为仁，完税纳粮者为仁，当差役、徭役、兵役者为仁。仁之民，朝廷可不奖之此天下之根本也。施粥济药，善举也；修桥铺路，善举也；开沟治渠，善举也；兴学助弱，亦为善举也。仁之于朝廷，非于百姓，可知善举非仁也。朝廷当奖仁而劝善，善与仁不可混也。”

“奖仁而劝善，盖因朝廷以仁而治，此为根本。善举实利百姓，百姓之利即为朝廷之利，固应谢之。朝廷代百姓而谢，高其名而薄其利。若得厚利，善举何为百姓之仁为天下之根本，百姓不仁朝廷无以立，故应奖仁。奖仁当晦其名而厚其利。晦其名者，此为百姓当行之事也。厚其利者，此为真朝廷百姓也。”

“仁固如此，义何如者义本于仁而出于仁，仁不能尽者。两人为仁，三人为众，义在众中矣。三之为数，两两相对又三矣，此二人之仁或害彼二人之仁者，必以义取。”

“天子、臣僚、百姓，为三矣。天子与百姓之仁，重于天子与臣僚之仁，此为天子之义也。士大夫出外为官，官、吏、百姓，三矣。官与民之仁，重于官与吏之仁，此官之义也。吏与民不成三，故曰，吏无义。官吏之分，官可求于仁义，吏只可绳以法度，规以制度者，概出于此。士大夫于天下法度、规制之外，尚须守仁义，故官制吏。以官制吏，非士大夫为贤而吏为奸，盖因朝廷于士大夫别有约束者。”

“或曰，天子、臣僚、台谏，此为三否臣曰否。因台谏实为法度之依托，以仁义与制度而查臣僚，与臣僚无仁。无仁，何以成义吏与民不成三，与此同。”

“朝廷、百姓、外邦以成三，则朝廷与百姓之仁，重于朝廷与外邦之仁，此为朝廷之大义也。内外有别，仁止于内，不当以仁求于外邦，故对外只存义者。”

“仁易解而义难为者，盖因义内之仁虽有轻重，却无绝对之论。百姓不仁，则绳之以法度，临之以刑罚。百姓不义，如何处之，却不可一概而论之。百姓违朝廷法度，有真横滑不法之徒者，有为小吏逼迫不得不违法度者，有不愤小吏依法度治己，而构陷守法之小吏者。亲民之官当细查，被逼违法度者，治吏。横滑不法者，任吏依法度治之。构陷守职之吏者，官当亲治，予以重处。是故士大夫出朝为官，不可不用吏，不可全倚吏。吏之细故士大夫可不问，而吏之职士大夫当熟知。”

“百姓不义，或啖外邦之利，或以私怨，阴结外邦以害朝廷者，则大义已失。对于不义之民，朝廷纵不得不与外邦暂时委曲，亦必穷治之。此为诛叛也。小民贪利，瞒朝廷而强取或偷盗外邦之物，引致纷争，则失大义，朝廷亦当助外邦惩之。此为惩恶也。”

“小吏不义，有为私利而挟朝廷之威而害民者，穷治之。有挟公器而威福百姓，纵不违法度，亦当究治。有治下百姓不法，或有害公理之事，吏不得己，周全百姓，周全朝廷者，纵为法度所不许，官亦当回护之。事有正有奇，以正为本，别辨其奇，官之职也。”

“官之不义，作威福贪私利害百姓者不必论，天子以大义治之。此为正也。其奇，有治下虽乱实非其过者。淫祀、邪魔之教、一人有过而举族抗法、虽为国人实通外邦，诸如此类者，治下虽乱起，纵百姓杀伤再重，残害地方再甚，亦非官失义。似此等事，不临以刀兵施以重刑，何以待天下良善之民何以致太平”

“天子失义，忘天下之根本在于百姓，在于天下治乱。听谄言，用佞臣，以一己之欢而置百姓生死于不顾者。天子于百姓，念兹在兹，大义在焉。处深宫而不知百姓疾苦，大义失焉。以百姓为本，广聪明，查百官，而究天下治乱之绩，天子之职也。”

“天子之义，显于天下。宰相之义，显于百官。百官之义，显于胥吏。宰相示义于天下，人主疑之。百官示义于小吏，百姓难存。胥吏示义于百姓，朝廷法度不行。何也怨归于己，恩归于上者。各守其职，大义存焉。”

“仁义在，纵国有一时之难，不致覆亡。故曰，道以守成。仁义不失，不亡天下。仁义失，天下危矣。纵有挽天之术，仁义不复，天下终不可救也。”

“臣受命为宰相，以仁义大道佐君王，以固江山。以小术施政，而求治绩。大道以守成，小术以兴国。臣以小术理国政，愿陛下谨守大道，时时查之。”

第17章 自己的路

吴育把自己整理好的徐平先前奏对内容，拿给赵祯和徐平看。由于匆忙，他只是把徐平的话联缀起来，稍加整理，没时间过多润色，是以带有强烈的徐平风格。

赵祯看罢，想了一下，突然大笑，对徐平道：“宰相一向待人谦和，凡与宰相引座交谈之人，无不言宰相有君子气度。然与宰相共事之人，则说言辞虽谦和，然于公事持之甚坚，共事者难。先前与宰相坐而论道，朕有此感，然并不难也。至著之文字，才知百官所言极是。对公事持之甚坚，宰相用心于事，勇于任事也。过之则为执，宰相谨记”

徐平捧笏躬道：“臣之过也。过不能自查，臣之失也。谢陛下提点。”

这是徐平一直以来的毛病，与人相处和和气气，但一旦涉及到公事就过于强势。对上对下都不明显，而同僚就会觉得难以共事。君与相不是完全的上下级关系，是一种在上下级关系中的合作分工。徐平做宰相，赵祯也开始感觉到徐平的这个毛病。好在赵祯严于律己，做皇帝能够深自克制，对徐平的强势，感觉不深。等到把言论一形诸于文字，这种感觉就一下子强烈了。论治国之道和理国之术，徐平几乎是以一种不容置疑的态度在说。

汉太祖在秦末乱世，马上取天下，当国之后求贤士大夫共治国家。到了宋朝，继承了这个传统，而且面临内忧外患之时，鉴于前朝外戚、寺宦之祸，对士大夫愈加倚重。

把士大夫视为一个阶层是不对的，这既不是地主阶级，也不是读书人，虽然他们大多是出自于地主阶级的读书人。士大夫是求贤，而不是对官员的任能，两者有根本区别。

简单地说，士大夫的第一要求是意识形态，即与政权的意识形态必须相符。在这个前提之下，才有依能力任官的问题。

一国之中，甚至一家之中，极端的朋友夫妻之间，意识形态也可能不同，这是社会的多样性，强求一致会导致反弹。甚至对于很多人来说，我只看对我好与坏，事情表现出什么样的意识形态无关紧要。还有视屁股坐在那里就应该是什么意识形态为当然之理的，你是什么出身，就应该是什么意识形态。政权代表统治阶级利益，就必然用统治阶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