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掉了鲜卑尚武的旧传统，重文轻武。重视汉人文治，重用汉人，重用汉化的鲜卑人，而忽视他们这些鲜卑旧人。只有汉化了的鲜卑人才能当大官，而他们这些保留尚武旧俗不识字的鲜卑旧人被朝廷冷乱，国不是国。这场动乱最终使北魏灭亡，此后中原走马灯一样改朝换代。

文武轻重之争就是起自此时，文指的是汉人文治，武指的是鲜卑尚武的旧俗。汉化的就是文，反汉化的就是武，以价值取向区分，倒是不分汉人胡人。与此对应，文武谁轻谁重伴随的，是汉化与反汉化。随着民族的交流融合，民族身份不再重要，代之的是文化取向。文包括了汉族的知识分子和异族主动汉化的知识分子人群，他们自认为是汉人，武则包括了本来的异族和胡化的汉人，他们自认为是胡人。

在这场汉化与反汉化的冲撞中，双方在中原大地你方唱罢我登场，伴随着无数的血腥杀戮。如尔朱荣平定六镇之乱，入洛阳后尽杀汉化的鲜卑上层。

汉人上台，就排挤宗室，兴文教。胡人上台，鲜卑轻华人，武职疾文士。经过了数百年的血腥斗争，最后终于找到了一个双方可以接受的结果，就是隋唐。

此后安史乱起，经过二百年乱世，一个由汉化胡人和胡化汉人组成的军事集团最终崛起。最后由宋代周，赵匡胤依靠这支军事力量一统天下。这支力量的传承，就是禁军。

历史总是不按人们的意愿来，由于唐朝大量向内地迁入胡族，与以前数百年胡汉争斗结合起来，最终形成了一个由汉化胡人和胡化汉人的群体。而本来应该融合完毕的胡汉之分，就这么莫名其妙地走到了另一条路上。

重文轻武在这个年代特别严重，就是因为禁军的力量已经被限制，就像一匹狼被关进了笼子里。从宋太宗之后崇文抑武，上来的新生力量，代表就是文官集团。这个时代的文武之争，依然是数百年前的胡汉矛盾的延续。文官集团对这一点有清晰认知，同样是统兵的武将，岳飞便争取到了文臣集团的认可与支持。双方矛盾的最高潮由王安石变法表现了出来。除了纷纷乱乱的各种改革措施，变法军事上最重要的，就是借着对外河湟开边的军功，着手收拾禁军集团。封桩阙额，行保甲，意欲把这一集团彻底连根拔起。

历史是一个小姑娘，你左看也美，右看也美，任你打扮。这个意思，是说历史本来是由许多事件交织在一起的，为了说明一个问题，你可以取出一个方面来讲。同样的一件事情，当跟不同的事情联缀起来，表达出来的意思可能就截然相反。当然，历史的背后必然有一个逻辑，不过大多数人对于寻求这个逻辑没有兴趣，历史也只是谈资。但对于现在的徐平来说，历史不是简单的谈资，他需要找出这个逻辑来，这关乎他身家性命。

历史自有其轨迹，想着我一个念头就可以逆天灭地，这想法不应该在历史进程中。徐平辛辛苦苦，一步步步履惟艰，战战兢兢地做事，最后还是走在了历史的轨道上。他对军队的改革，本质上是在走着岳飞的路，只是具体手段，外在表现不同而已。他对朝政的改革，实际上在走王安石的路，虽然具体施政差别巨大，要做的事情最终殊途同归。

这件事情有多难徐平只要想一想自己前世理解的重文轻武，和这个年代的重文轻武有多大差别，就不寒而栗。自己要解决的事情，可是在一千年后还能被改得面目全非，完全引向了另一个方向。这要面对的阻力有多大，可想而知。

重文轻武被重新提出来，作为王朝灭亡的最大罪证，是在清朝。清朝与鲜卑北魏有诸多类同的地方，六镇之乱导致北魏灭亡让他们引以为戒。提出重文轻武的危害，一在于告诫旗人和汉人入旗者，不可汉化，不然六镇之乱就是前车之鉴。二在于警告汉人，你们从祖上就是只有文治，没有武力，好好接受统治，不要造反。

不是清朝的统治上层逼着别人做，汉族本身的知识分子也自觉地，在这一套话语体系中添砖加瓦。如赵翼二十四史札记中说孝文帝：“盖帝优于文学，恶本俗之陋，欲以华风变之。盖欲兴文治以比于古帝王，不知武事已渐弛也。”

重文轻武的话语体系，最核心的一点，就是反汉化。这不是胡化，胡化与反胡化的矛盾已经消失，军事体系中从根本的立军之本理论上的矛盾就是汉化和反汉化。

用重文轻武导致武事废弛这套话语体系来论述古代王朝，是不能追到异族入中原前的汉朝和汉朝之前去的，因为这本是胡人军事文化的特点。其兴也勃焉，其亡也乎焉，本来就是草原上千年来不断上演的场景。只是这种军事文化来到中原，最终与中原强大的文化与经济结合起来，立国几十年军力溃烂之后，还能够用中原物力强行续命。

这其中的关键，是自北魏起，中原王朝传统上所依赖的，汉族的军事文化与制度已经断代。数百年被胡人的军事力量死死压住，汉人自己也失去了军事上的信心，被动主动地接纳了鲜卑带来的军事文化。从那个时候再论兵事，可以看出来跟两汉的明显不同。

最终汉人的文与胡族的武，在双方的互相作用，交流与碰撞中，一起揉合出来一个怪胎。汉朝兵民一体的传统从此断代，军队与社会隔绝，成为了一个特殊的人群。他们世代相传，不事生产，靠着兵饷过活。各方接受，是说军外的人为这个群体提供资源，这个群体持刀枪保护军外的人，一如当年高欢说出来的理论。大宋敛天下之财以养军，便是基于这样一个基础。当然事实是他们没有起到保护的责任，索求的资源还越来越多。不能对来敌战而胜之，还索求无厌让国家供养不起，双方的矛盾自然而然产生。

只有改朝换代的时候，这个群体才有可能被打散，不然牢不可破。原因很简单，这是跟秦始皇收天下之兵一样的路数，不过高明得多。不是收兵器，而是造出这么一个完全寄生性质的人群。他们只能依赖于政权，政权一散，这些人就衣食无着。而且他们是旧政权的帮凶，除非新的王朝要再造这么一个集团，接纳他们，不然他们就只有一死，这是他们所谓忠诚的根本。而天下武力全都收到他们手中，战力再差，也能够压制住境内造反的人。

这样一个外来文化寄生性质的军事集团，天然带着草原上基因。当有利可图，胜利唾手可得的时候，他们耀武扬威。而一当外敌强大，就畏敌如虎，与敌合作是第一选择。他们本是寄生在自己国家上的，与社会与人民割裂，没有保家卫国的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