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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崇焕评传2(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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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清看出了明朝的虚实,知道高经略无用,袁崇焕无人支持,于天启六年正月大举渡辽河攻宁远,兵十三万(在这几年中,清军的实力已扩充了一倍),号称二十万。二十三日攻抵宁远。

大敌终于攻来了。

朝廷荒唐,主帅荒谬,援军是一定不会有的。那怎么办?弃城而退是服从主帅命令;守城罢,宁远一城孤军,怎能挡满清的倾国之师?

在这紧急关头,袁崇焕奋发了英雄之气,决意抗敌。

他和大将满桂、副将左辅、朱梅,参将祖大寿、何可纲等,集将士誓死守城。袁崇焕刺出自己鲜血,写成文告,让将士传阅,更向士卒下拜,激以忠义。全军上下在他的激励下人人热血沸腾,决心死战。

他又下令前屯守将赵率教、山海关守将杨麒,凡是宁远有兵将逃回来,一概抓住斩首。山海关有他的上司辽东经略高第镇守,袁崇焕的职权本来只能管到宁远和前屯,山海关总兵杨麒他是管不着的。但这时还管他甚么上司不上司,职权不职权,“×他妈,顶硬上,几大就几大!”(淞沪之战时,十九路军广东兵守上海,抗御日军侵略,当时“×他妈,顶硬上”的广东三字经,在江南一带赢得了人民的热烈崇敬。因为大家都说:广东兵一骂“×他妈!”就挺枪冲锋,向日军杀去了。)

他母亲和妻子这时也在辽西,大概住在山海关或前屯卫后方。他将母亲和妻子都搬到宁远城中来住。全家和宁远共存亡的决心,表现得再清楚也没有了①。

二十四日,清兵到达城下。袁崇焕初次见到“辫子兵”的威猛。

清兵都有辫子,在那时,汉人只要听到“辫子兵”三字,不由自主的就胆战心惊,直到十余年后仍是如此。李自成部下都是身经百战的悍将健卒,席卷而东,攻破北京,在山海关前的一片石和吴三桂部大战时,丝毫不落下风。但清兵突然出现,李自成军中响起“辫子兵来了!辫子兵来了!”的惊呼,二十万大军就此全军大溃,一败涂地。李自成逃出北京,向西急窜,“大顺”朝终于覆灭。在那时候,“辫子兵”就是“无敌雄师”的代名词。

袁崇焕并不是比李自成更会打仗,他部下的兵将也并不更为勇猛。但他更加镇定,更加坚决,他没有个人的自私欲望,不像李自成那样想做皇帝。真所谓“无欲则刚”,所以他比李自成更刚强。

他是“×他妈,顶硬上”的英雄。

但他部下的兵将不是广东人,主要是辽河两岸的关外健儿,其他各省的都有。只因为主帅有“顶硬上”的英锐之气,部属也都跟着他“顶硬上”了。

这时宁远守兵约一万,而清兵有十三万。向来明清交战,总是明兵多而清兵少,这次却众寡易势,大军都在经略高第手中。高第全军据守山海关,果然并不派兵来救。

努尔哈赤先分遣部队绕过宁远,在城南五里处切断了通向山海关的大路,然后放几名俘虏来的汉人去宁远向袁崇焕传话:“我这次带了二十万大军来攻,宁远非破不可。守城官如投降,我一定大加优待,封为大官。”袁崇焕回答说:“你突然领兵来攻,那是甚么道理?锦州与宁远两城,你本来已经占领,又再放弃。我修筑好了来住,自然要死守,怎肯投降?你说有二十万兵,未免夸大。你真正的兵力大约是十三万,我倒也不以为来兵太少了。”②努尔哈赤于是大举攻城。

当时朝鲜使者带同翻译官韩瑗去北京朝见皇帝,刚到达宁远。袁崇焕很高兴的招待使节及其随从。朝鲜使节见守军甚是镇定,暗暗感到奇怪。袁崇焕和三数幕僚闲谈,及报清兵攻到,袁崇焕乘轿至战楼,又与韩瑗等谈古论今,泰然自若,全无忧色。过了不久,忽听得一声大炮,声动天地。韩瑗大惊,只吓得低下了头抬不起来。袁崇焕笑道:“贼兵来了!”打开城头敌楼的窗子,向外望去,只见清兵蔽野而来。城中却声息全无。

成千成万的辫子兵冲到了城边,突然之间,城头举起千千万万火把,矢石如雨般投下城去。战事越来越激烈,明军忽然从城头的每一个石堞间推出一个又长又大的木柜,这些大木柜一半在堞内,一半探出城外,大柜中伏有甲士,俯身射箭投石,投完了便将大本柜拉进来,再装矢石出去投掷。跟着地雷爆发,土石飞扬,无数清兵和马匹被震上半空③。

攻城清兵的先锋部队是铁甲军,每人身上都披两层铁甲,称为“铁头子”。清兵以坚车攻城,车顶以生牛皮蒙住,矢石不能伤。城内架起西洋大炮十一门,在城头轮流轰击,每一炮打出去,破坏杀伤及于数里④。

清兵奋勇迫近,推了铁裹车猛撞城墙,声音轰隆轰隆,势道惊人,撞击了很久,城墙撞破的地方很多。清兵再用像云梯那样的裹铁高车来撞击城墙高处。随后又把裹铁车推到城墙边,上面用木板遮住,以挡城头投下的矢石,车里藏了兵士,用铁锹挖掘城墙墙脚。清兵攻进了城墙下的死角,大炮已打他们不到。在这危急之时,守军想到了计策,抬了屋子前的长条大阶沿石从城上投下去。阶石十分沉重,铁车上的木板挡不住,压死了不少清兵。

攻城时候经历很久,城基被清兵挖成了一个个凹龛,清兵躲在城墙洞内向里挖掘,城上再投大石下去,就打不到了。这时宁远四周十余里的城墙墙脚已被挖得千孔百疮,眼看城破在即,满城百姓惊惶得很,都抱怨说:“袁爷为了他自己一人,害死了我们满城百姓。”

大家正在跋徨无策之时,通判金启宗(注:应为“倧”字)(浙江人)临时想出了几件新式武器,将火药撒在芦花褥子和被单上,纷纷投到城下去。他将这件新式武器取名为“万人敌”。当时是正月,气候酷寒,攻城清兵见到被褥,就都来抢夺,城上将火箭、硝磺等引火物投下去,“万人敌”立即燃烧,烧死了无数清兵。另有一种“万人敌”是将火药放在空心的大泥团中,外面围以木框,点燃了药引投下城去,泥团不断旋转喷火,烧死敌兵。那位通判在赶制“万人敌”之时,火药碰到火星,不幸被烧死了⑤。

这时城墙被撞垮了一丈多,袁崇焕不能再泰然自若了,亲自搬石来堵塞缺口,连受了两次伤。部将劝他保重。他厉声道:“宁远虽只区区一城,但与中国的存亡有关。宁远要是不守,数年之后,咱们的父母兄弟都成为鞑子的奴隶了。我若胆小怕死,就算侥幸保得一命,又有甚么乐趣?”撕下战袍来裹了左臂的伤口又战。将士在他的榜样之下,人人奋勇,终于堵上了缺口⑥。

二十五日清兵又猛攻,袁崇焕督将士死战。清太祖努尔哈赤也受了伤。血战三日,清兵损失惨重,终于不得不下令退兵。

此役杀死了清军中着锦衣的军官十余人,即满洲人称为“牛录额真”的。清兵退去后,守军将五十名敢死队用长绳缒到城下,拾到了十余万支箭。城墙上给清兵挖出的洞穴有七十余个。这时点查火药库,火药也用尽了,局面真是危险得很。

敌军解围而去之后,百姓感到安全了,满城大哭,纷纷去拜谢袁崇焕与满桂的救命之恩。为甚么要“满城大哭”?想来是既感激又惭愧,又是说不出的欣喜罢?

第二天早晨,清兵大队人马拥聚在城外大平原一边。袁崇焕派遣一名使者,备了礼物去送给努尔哈赤,对他说:“老将横行天下为时已久,今日败于小子之手,只怕是天意了。”努尔哈赤已受重伤,于是回送礼物及名马,约期再战。

所谓“约期再战”,只是掩饰面子的话。努尔哈赤不敢再攻宁远,转而去攻觉华岛泄愤。

袁崇焕招募来的两广子弟兵,在宁远之战中似乎并未发生如何重大的作用。据我猜想,极可能是袁崇焕派了广东水师守觉华岛。觉华岛现在叫做菊花岛,在宁远海外,当时是关外屯聚粮草的重地,因为关外军粮靠海运接济,在觉华岛起卸最方便。寒冬之际,海面结了厚冰,变成了陆地,广东兵所擅长的水战完全用不上,只得把车辆排起来当防御工事,在冰上和清兵打陆战,结果全军覆没,岛上十余万石粮食尽被焚毁。这几千名广东海军,大概多数在这一役中牺牲了⑦。

努尔哈赤对诸贝勒说:“我自二十五岁以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为甚么单是宁远一城就打不下来?”心中十分恼怒。此后伤势一直未愈,七月间到清河温泉疗养,派人去召大福晋(正妃)来,同回沈阳,在离沈阳四十里处的叆鸡堡逝世,年六十八岁。

努尔哈赤一生只打了这一个大败仗。清人从此对袁崇焕十分敬畏⑧。

袁崇焕指挥这个战役很有儒将风度,坐轿子在城头敌楼中督战,打了胜仗之后,派使者送礼物给努尔哈赤,颇有《三国演义》中诸葛亮与周瑜羽扇纶巾、谈笑用兵的气派;也似南朝梁朝大将韦睿临阵时轻袍缓带,乘舆坐椅,手持竹如意指挥军队。韦睿身子瘦弱,但战无不胜,敌军畏之如虎,称为“韦虎”。不过到了当真危急之时,袁崇焕也不能再扮儒将了,只得以“蛮子”姿态来死拚。

①见李光涛《清入关前之真象》。但此节不见于其他记载,不知李先生有何根据。

②《清太祖实录》卷十。

③据日人稻叶君山《清朝全史》中所引述朝鲜使者当时在宁远城头的目睹记。

④据《胪天颂笔》。

⑤据计六奇《明季北略》中引宁远围城时在鼓楼前开店的一名花椒商人所述。

⑥据梁启超《袁崇焕传》。该传中叙述清兵败退后,“崇焕复开垒袭击,追北三十余里,清军大乱,死者逾万人。”与其他资料不符,今不取。

⑦袁崇焕《祭觉华岛阵亡兵将文》:“慨自战守乖方,屡失疆土,天子赫然震怒,调南北水陆舟师,谓尔乘船如马,遂调之来为进取也。据尔等间关远至,岂不欲灭此朝食,一航而金复归,再航而黄龙扫哉?奈未尽其用而敌即来。冱寒之月,冰结舟胶,窘尔之所长,乌得不及于难?说者谓谋之不臧。不臧固不臧矣,然排山倒海之势,以十八万而临数千之水卒,即臧可奈何?而尔等计无复之,愤然以死,略无芥蒂,视当年之弃曳倒奔者,加一等也。人之罪至死而免,人之品至死而定。今将略尔罪而嘉乃忠,请命于天子,谅为之恤,所以不没汝等者,良有在也。吁嗟,巨浪茫茫,空山寂寂,皆汝等忠灵之所栖荡也,望故乡以何日?即转劫而无期,苒苒游魂,何不相结为厉,歼仇泄愤?在生之志,借死以伸,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也,尔其勉之。不腆之奠,涕与俱之。尚飨。”

《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广州府部·祠庙考》中,记载东莞县有一座敕建忠愍祠,“天启七年,奉敕建,为辽将死事阵策,在教场尾。”陈策不知怎样在辽西牺牲,相信他是袁崇焕从故乡带去的子弟兵之一。天启七年的冬天,袁崇焕已回东莞,这座忠愍祠很可能是他向朝廷申请,由皇帝下敕建造,以纪念他在关外殉国的旧部。

⑧清人所修的《明史·袁崇焕传》中说:“我大清举兵所向,无不摧破。诸将罔敢议战守。议战守自崇焕始。”

当朝中得到清兵大举来攻的讯息时,百官惊惶之极。兵部尚书王之光与廷臣商议,人人束手无策,以为这一次宁远一定要失了,不知山海关是否能保得住。后来得到捷报,朝野自然喜出望外,谢天谢地。

高第因不援宁远而免职,以王之臣代。袁崇焕升为右佥都御史。那是正四品的官。

三月,复设辽东巡抚,由袁崇焕升任。但魏忠贤见他地位重要了起来,开始对他提防,派了两名亲信太监刘应坤与纪用去宁远监军。皇帝派特务监视部队长官,是历代政治腐败时常常出现的情形。特务干预军事,后果一定极差,所以袁崇焕上疏反对,但抗议无效,特务太监非来不可。朝廷为了安抚他,加他一个兵部右侍郎(正三品,相当于国防部第二副部长)的头衔,并赏银币,子孙世袭锦衣千户。

在这时候,袁崇焕与大将满桂之间,发生了激烈冲突,冲突的原因在于另一个大将赵率教。

满桂和赵率教都是第一流的将领,但性格很不同①。满桂是蒙古人,非常的戆直,简直有些傻里傻气。赵率教却十分的机灵精乖,相信他一定很会讨好上司,所以每一个辽东统帅自袁应泰、王在晋、孙承宗、高第、以至袁崇焕,个个都很喜欢他(在《碧血剑》小说里,当袁承志周岁时送金项圈的就是他)。

满桂和他本来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当清兵大举来攻宁远时,赵率教在前屯卫镇守,派了一名都司、四名守备带兵来援。当时大敌压境,赵率教自己不来和上司及好朋友共赴患难,所派的援兵又到得很迟,满桂大大不高兴,不许援兵进城,后来因袁崇焕的命令才放他们进来。等到宁远解围,赵率教想分功。满桂不许,又骂他为甚么自己不来救援,太没有义气。两人为此大吵。大概满桂的态度十分粗鲁,蒙古三字经骂之不已,说不定还想出拳打人,袁崇焕便袒护赵率教。

冲突转移到了袁、满二人之间,或许满桂对上司不够尊敬,于是袁崇焕要求将满桂调走②。

朝廷群臣都知道满桂打仗的本事,但将帅不和总是不对,便依从了。可是经略王之臣极力认为满桂决不可去。朝廷召还满桂的命令已颁下了,于是听了王之臣的主张,再命满桂镇守山海关。袁崇焕坚决不接受。朝廷无法,只得将满桂调回北京,保留左都督原官,派在国防机构办事。

这件事情显然是袁崇焕的蛮子脾气发作,冲动起来,作出了违反理智的决定。由于王之臣袒护满桂,袁崇焕又去和王之臣吵闹。朝廷怕王之臣与袁崇焕不断冲突,坏了大事,于是将指挥权划分为二:关内的部队由辽东经略王之臣指挥,关外部队则由辽东巡抚袁崇焕指挥。经略的官比巡抚大,但这时袁崇焕已不属辽东经略管了。

袁崇焕毕竟是个光明磊落的大丈夫,冷静下来之后,知道是自己的不对,于是上奏请再用满桂。朝廷当然批准,派满桂兼统关内外兵马,赐尚方剑。王之臣和袁崇焕是文官,等于现在的政委;满桂是武将,是部队司令。武将受文官指挥。

幸亏袁崇焕不坚持错误,否则二次宁远大战,就不能得到满桂这样的大将来主持城防。

在这时候,袁崇焕上了一道奏章,提出守辽的基本战略,这道奏章有很大的重要性。其中主张:一、用辽人守辽土;二、屯田,以辽土养军队;三、以守为主,等待机会再出击。他最担心的事,是立了功劳之后,敌人必定要使反间计,散播谣言,而本国必定有人妒忌毁谤③。

他深知明军的战斗力不如清军,野战不利,只有用己之长,所以提出了战术的基本原则:“兵不利野战,只有凭坚城、用大炮一策。”

所统带的部队无力打野战,作为主帅,自然深感棘手。但训练一支善打野战的劲旅,非一朝一夕之功,那是无可奈何的;而对于势所必至的朝臣忌功中伤,更是无可奈何,只有盼望皇帝和大臣们能加以照顾了。

袁崇焕也不是一味的蛮干,有时也有他机灵的一面。他对魏忠贤派去监视他的两名特务太监敷衍得很好。当年冬天,他带同赵率教以及两名特务太监刘应坤、纪用,兴办防御工事及屯田,渐渐又再收复了高第所放弃的土地。

他在奏章中将这两名太监的功劳吹嘘了一番,所以魏忠贤和刘应坤、纪用三人都得到了封赏。刘、纪二人似乎也不是坏太监,并没有对袁崇焕掣肘阻挠,后来宁锦大战,刘应坤在宁远上城督战,纪用在锦州上城督战,都勇敢得很。大概二人为袁崇焕的忠勇所感召,也变得忠勇起来。可见也不是所有的太监都是坏人,主要还在领导者如何领导。

①《明史·满桂传》:“桂椎鲁甚,然忠勇绝伦,不好声色,与士卒同甘苦。”《明史·赵率教传》:“率教为将廉勇,待士有恩,勤身奉公,劳而不懈,与满桂并称良将。二人既殁,益无能办东事者。”

②袁崇焕奏章中说满桂“意气骄矜,谩骂僚属,恐坏封疆大计,乞移之别镇,以关外事权归率教。”

③《明史·袁崇焕传》引述他的奏章:“陛下以关内外分责二臣。用辽人守辽土,且守且战,且筑且屯。屯种所入,可渐减海运。大要坚壁清野以为体,乘间击瑕以为用。战虽不足,守则有余。守既有余,战无不足。顾勇猛图敌,敌必仇,奋迅立功,众必忌。任劳则必召怨,蒙罪始可有功。怨不深则劳不著,罪不大则功不成。谤书盈箧,毁言日至,自古已然,惟圣明与廷臣始终之。”

努尔哈赤死后,第八子皇太极接位。

皇太极的智谋武略,实是中国历代帝皇中不可多见的人物,本身的才干见识,不在刘邦、刘秀、李世民、朱元璋之下。中国历史家大概因他是满清皇帝,由于种族偏见,向来没有给他以应得的极高评价。其实以他的知人善任、豁达大度、高瞻远瞩、明断果决,自唐太宗以后,中国历朝帝皇没有几个能及得上①。

努尔哈赤是罕有的军事天才,这个老将终于死了,继承人是一个同样厉害的人物。皇太极的军事天才虽不及父亲,政治才能却犹有过之。袁崇焕所受到的压力一点也没有减轻。皇太极接位之时,满洲正遭逢极大的困难。努尔哈赤新死,满洲内部人心动荡。努尔哈赤遗命是四大贝勒同时执政,行的是集体领导制,皇太极的权位很不巩固。在经济上,因为与明朝开战,人参、貂皮等特产失去了传统市场。满洲当时在生产上是奴隶制,掳掠了大批汉人来农耕,生产力相当低。但军队大加扩充,这时已达十五万人,军需补给发生很大问题,偏偏又遇上严重的天灾,辽东发生饥荒②。如向关内侵略,却又打不破袁崇焕这一关。

在这时候,皇太极定下了正确的战略:侵略朝鲜。

朝鲜物产丰富而兵力薄弱,正是理想的掠夺对象。在外交上,朝鲜采取的是“事大(对明)交邻(对日本、满清)”政策。明清交战时,朝鲜出兵助明,又供给明军皮岛总兵官毛文龙粮食,成为满清后方的一个牵制。皇太极进攻朝鲜,可以解决经济上、战略上的双重困难,同时在必定可以得到的军事胜利之中树立威望,巩固权位。

明朝方面的困难也相当不小。

训练一支既能守,又能战,再能进一步收复失地的精锐野战军,需要相当时间。

袁崇焕任宁前道佥事时,山海关外四城,纵深约二百里,广约四十里,屯兵六万余人,粮饷全靠关内支给。后来在孙承宗、袁崇焕主持下,恢复锦州、中屯、大凌河诸城,国防前线向北推展,屯田数千顷,兵士足食。高第代孙承宗为经略,尽弃锦州诸城,宁远没有了外卫,也没有了粮源。靠朝廷接济是很靠不住的,朝廷对于拖欠粮饷向来兴趣浓厚。袁崇焕做辽东巡抚,首要目标是修复锦州、大凌河等城堡的守备,然后屯田耕种。但筑城工程费时甚久,又不能受到敌人干扰,在和满清处于战争状态之时无法进行。

所以明清双方,都期望有一段休战的时期,以便进行自己的计划。明方是练兵、筑城、屯田,清方是进攻朝鲜,巩固统治。在这样的局势下,具备了议和的条件。

明方的议和是攻势的,最后目标是消灭满清,收复全部辽东失地。清方的议和主要是守势,目的在巩固已得的土地,要明方承认双方的现有疆界,双方和平共处,进行贸易。

因为明清双方的国力实在太过悬殊。明方那时的人口,官方的纪录是六千多万,实际上远不止此数,当时男丁要被政府征去义务劳动,不参加的要缴钱代替,所以百姓尽可能的瞒报人口。外国学者们的估计相互差距很大,最高的估计认为那时中国人口是一亿五千万人。我相信决不会少于一亿人③。女真人大概不到五十万人④。人口的对比是二百比一甚至三百比一。满清所占的土地,只是今日吉林、辽宁、黑龙江的一部份,与明方相比也是相差极远。明方火器犀利,葡萄牙大炮尤其非清兵所能抵挡。

清方的长处,主要只是“明朝本身的腐败”,以及清军战斗力强劲和统帅部高明的军事才能。只要袁崇焕镇守宁远,清方的长处就发挥不出了。持久的缠斗下去,满清势必难以支持。

袁崇焕宁远大捷,在军事上并无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并没有摧毁清军的主力,甚至没有削弱清军的战斗力。然而在政治上,对士气与民心却有非常巨大的振奋作用,这使中国军民知道清军也不是不会打败仗的。经此一役之后,本来投降了满清的许多汉人官吏和士卒又逃回来了。宁远城头的大炮,轰碎了“女真满万不可敌”的神话⑤。

清方从来没有期望真能征服明朝。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祖宗,长期来做明朝所封的边疆小官。努尔哈赤幼时住在明朝大将李成梁家里,类似童仆奴隶。所以他们对于明朝有先天性的敬畏,自卑感很深。宁远之战,使他们下意识中隐伏着的自卑感又开始抬头。

明朝是自己覆灭的,并非给满清所打垮。

满清与明军交战,始终强调“七大恨”,满清认为明朝有七件大事欺侮女真人,逼得他们忍无可忍,才起兵反抗⑥。满清一直没有自居能与明朝处于平等地位。“七大恨”的基本思想,是抱怨明朝作为最高统治者,却在努尔哈赤与敌对部族发生争执时袒护对方,没有公平处理,那是下级对上级的申诉。例如第五大恨的“老女事件”,叶赫部的一个王公本来答应把他十四岁的妹妹送给努尔哈赤为妾,但二十年后,这个三十六岁的“老女”改嫁给蒙古王子,努尔哈赤认定是出于明朝的授意,身为上级而不秉公断事。

差不多在每个战役之后,清方总是建议谈和。因为他们对于目前的成就早就喜出望外,本来是做梦也想不到的,只求明方正式承认他们所占的土地,让他们能永久保有,就已心满意足了。但明朝从来置之不理,认为对方根本没有谈和的资格。明朝的态度是这样:“你们是朝廷的部属,只能服从命令,怎么能要求谈判和平?”这种死要面子的心理,使得明朝始终没有能争取到一段喘息的时间来整顿军备、巩固防御。

袁崇焕充分了解到争取暂时和平的必要。努尔哈赤的逝世正是一个好机会。这时刚好有一个五台山的喇嘛李喇嘛来到宁远。满洲人信佛教,尊崇喇嘛,袁崇焕就请李喇嘛作居间的使者,派了两名都司和随从等三十三人,于天启六年十月去沈阳吊祭努尔哈赤之丧,作初步的和平试探。但他知道朝廷绝不喜欢提“议和”两字,所以报告朝廷时,只说是派人去窥探虚实,以决定对之征讨呢,还是招安⑦。这种夸大的说法,目的自在满足皇帝和大臣的虚荣心。

明清双方统帅都熟知《三国演义》中的故事,袁崇焕这出“柴桑口卧龙吊丧”,皇太极如何会不省得?他将计就计,于十一月派了两名使者,与李喇嘛一起来到宁远,致书袁崇焕,表示了和平的意向。其中说:“你停息干戈,派李喇嘛来吊丧,并贺新君登位。你既以礼来,我也当以礼往,所以派官来道谢。至于和议一事,我父亲上次来宁远时,曾有文书给明朝朝廷,请你转呈,但迄今没有答复。你的君主如果答应前书,愿意和平,应当以诚信为先。”

书信中将金国(当时满清的正式国号是“金”,后来才改为“大清”。⑧)与中国平头并列。袁崇焕深刻了解朝廷自高自大,对于文书的体例十分看重,如将来信转呈,必定要碰大钉子,同时见到信中语气也不大客气,便告知使者说,此信格式不合,碍难入奏,将原信交给使者退回。皇太极改写了信封上的格式,袁崇焕认为仍然不对,又再退回。皇太极第三次改写,自处于较低地位,袁崇焕才收了信。但明朝仍是一贯的不答。

第二年正月(在金国是天聪元年),皇太极再遣前使,致书袁崇焕求和,信中说:“两国所以构兵,在于以前明朝派到辽东的官员认为中国皇帝是在天上,自高自大,欺压弱小部族,我们忍无可忍,才起兵反抗。”下面照例列举七大恨,然后提议讲和。讲和要送礼,要求最初缔结和约时中国送给金国金十万两,银百万两、缎百万匹、布千万匹。缔约后两国每年交换礼物,金国送礼:东珠十颗,貂皮千张、人参千斤。中国送礼:金一万两、银十万两、缎十万匹、布三十万匹。两国缔结和约后,就对天发誓,永远信守。

所提的要求是经济性的,可见当时满清深感财政困难,对布匹的需要尤其殷切。

大概袁崇焕要奏报朝廷,等候批复,所以隔了两个月金国使者才回去,随同明方使者,带去袁崇焕及李喇嘛的书信各一;猜想朝廷对金方的要求全部拒绝,所以袁崇焕无法作出任何让步,他的回信内容雄辩,文采焕发,说道:过去的纠纷,都是因双方边境小民口舌争竞而起,这些人都已受到了应得的惩罚,再要追究是非,也已无法到阴世地府去细查,只盼双方都忘记了吧。你十年苦战,既然为的只是这七件事,现在你的仇敌叶赫等等都早给你灭了。为了你们用兵,辽河两岸死者岂止十人?仳离改嫁的哪里只有老女一人?辽沈界内人民的性命都不能自保,还说甚么财物?你的仇怨早都雪了,早已志得意满。只不过这些极惨极痛之事,我们明朝难以忍受罢了。今后若要修好,那么请问:你如何退出已占去的城池地方?如何送还俘虏去的男女百姓?只有盼你仁明慈惠、敬天爱人而作出决定了。你所要求的财物,以中国物资的丰富,本来不会小气,只是过去没有成例,多取也不合天意,还是请你重行斟酌罢。和谈正在进行,你为甚么又对朝鲜用兵?我们文武官属不免怀疑你言不由衷了。希望你撤兵,以证明你的盛德。

李喇嘛的信中说:袁巡抚是活佛出世,对于是非道理,心下十分分明,这样的好人是不容易遇到的,愿汗与各王子一切都放开了吧,佛说:“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皇太极回信给袁崇焕说:过去的怨仇,当然是算了,否则又何必议和修好?你们的土地人民归我之后,都已安定,这是天意,如果重行归还,那既违反天意,又对不起人民。金国所以要出兵朝鲜,完全是由于朝鲜不对,现在已讲和了。说到“言不由衷”,为甚么你一面说要修好,一面又派哨卒来我方侦察,收纳我方逃亡,部队逼近我边界,修筑城堡?其实是你才“言不由衷”,我国将帅对你也大有怀疑。至于所要求的“初和之礼”,金银等可以减半,缎布只要原来要求的半成。我方也以东珠、人参、狐皮、貂皮等物还赠,表示双方完全公平。既和之后,双方互赠仍如前议。如果同意,希望办得越快越好。

关于来往书信的格式,皇太极提议:“天”字最高,明朝皇帝低“天”一字,金国汗低明朝皇帝一字,明朝诸臣低金国汗一字。

他答复李喇嘛的信中,抱怨明朝皇帝对他的书信从来不加理睬;又说:你劝我“苦海无边,回头是岸”,这话很对,但为甚么只劝我而不去劝明朝皇帝?如果双方都回头修好,岂不甚善?

后来皇太极又致书袁崇焕,抗议他修筑塔山、大凌河、锦州等城的防御工事,认为是缺乏和平诚意,并提议划定疆界。

平心而论,明朝朝廷瞧不起金国,于对方来信一概不答,只由地方官和对方通信,金国也难免气愤。金国的经济要求,虽说是双方互赠,实质上当然是金方大占便宜。金方答应赠送的东珠、人参、貂皮等物,大概最多只能抵过绸缎布匹的价值,明方付出的每年一万两黄金、十万两银子,等于是无偿赠与。那时一两黄金约等于十两银子(明初等于四两,后来金贵银贱),明朝每年以二十万两银子买得一年和平,代价低廉之至。熊廷弼守辽之时,单是他一军每个月的饷银就需十多万两银子。如果有了十年和平,大加整编军队,再出兵挑战,主动与被动的形势就转过来了。

皇太极对于缎布的要求一下子就减少了百分之九十五,而且又建议以适当礼物还报,希望和议尽快办理,可见对于缔结和平的确具有极大诚意。他自知人口与兵力有限,经不起长期的消耗战⑨。此后每发生一次战争,便提一次和平要求。

当时议和的障碍,主要是在明朝的文官。

明朝的大臣熟悉史事,一提到与金人议和,立刻想到的就是南宋和金国的和议,人人都怕做秦桧。大家抱着同样的心理:赞成和金人议和,就是大汉奸秦桧。这是当时读书人心中的“条件反射”。

袁崇焕从实际情况出发主张议和,朝臣都不附和。辽东经略王之臣更为此一再弹劾袁崇焕,说这种主张就像宋人和金人议和那样愚蠢自误。

其实,明朝当时与宋朝的情况大不相同。

在南宋时,金兵已占领了中国北方的全部,议和等于是放弃收复失地。但在明朝天启年间,金人只占领了辽东,辽西的南部在明人手中,暂时议和,影响甚小。

南宋之时,岳飞、韩世忠、刘鑉、张俊、吴璘、吴玠等大将,都是兵精能战,金人后方不稳,形势上利于北伐,议和是失却了恢复的良机。明末军队的战斗力远不及金兵,惟一可以依赖的只有西洋大炮。但当时的大炮十分笨重,不易搬动,只能用于守城,不能用于运动战。

对于明朝最重要的是,宋金议和,宋方绝对屈辱,每年片面进贡金帛,并非双方互赠。宋朝皇帝对金称臣⑽。然而皇太极却甘愿低于明朝皇帝一级,只要求比明朝的诸臣高一级。皇太极一再表示,金国不敢与中国并列,只希望地位比察哈尔蒙古人高一等就满足了⑾。他和袁崇焕书信来往,态度上是很明显的谦恭⑿。

可见宋金议和与明金议和两事,根本不能相提并论。皇太极明白明人的想法,所以后来索性改了国号,不称金国,而称“大清”,以免引起汉人心理上敌对性的连锁反应⒀。

袁崇焕和皇太极信使往来,但因朝中大臣视和议如洪水猛兽,谈判全无结果。

当时主张和金人议和,非但冒举国之大不韪,而且是冒历史上之大不韪。中国过去受到外族的军事压力而议和,通常总是屈辱性的,汉人对这件事具有先天性的反感,非常方便的就将“议和”、“投降”、“汉奸”三件事联系在一起。

当军事上准备没有充分之时,暂时与外敌议和以争取时间,中国历史上两个最出名的英主都曾做过。汉高祖刘邦曾与匈奴议和,争取时间来培养国力,到汉武帝时才大举反击。唐太宗李世民曾与突厥议和(那时是他父亲李渊做皇帝,但和议实际上是李世民所决定),等到整顿好军队后才派李靖北伐,大破突厥。不过这不是中国历史上传统观念的主流。主流思想是:“与侵略本国的外敌议和是投降,是汉奸。”

其实,同是议和,却有性质上的不同,决不能一概而论。基本关键在于:议和是永久性的投降?还是暂时妥协、积极准备而终于大举反攻、得到最后胜利?议和停战只是策略,决不等于投降。然而明末当国的君臣都是庸才,对于敌我双方力量的对比、大局发展的前途都是茫无所知,既无决战的刚勇,也无等待的韧力。袁崇焕精明正确的战略见解,朝廷中下意识的认为是“汉奸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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